谭萍
龚自珍一生理想是成为王安石那样的政治改革家，但腐朽的清王朝断然不会接纳这样一位思想者，这样就注定了功名失意和生活困顿与其一生相随，龚自珍在32岁时就已经深感自己命运多舛，故在诗中感叹：“一箫一剑平生意，尽负狂名十五年。”
龚自珍出生在康乾盛世末尾。他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当时的大清王朝看起来歌舞升平，然而，他却在这歌舞升平中看出了末世气象，龚自珍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王朝的衰世，更是一个文明的衰败，国家闭塞，文人埋首于考据之学，皓首穷经，官员但求无过，世人得过且过，无知而庸碌——所有这一切，都被龚自珍所洞穿。
1815年至1816年间，龚自珍写了一组政论杂文，总名《乙丙之际箸议》。龚自珍在文章中写道，古代史书一般都将历史阶段分为三个不同类型：治世、乱世、衰世。所谓衰世与治世单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但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才极度匮乏和平庸。不用说庙堂之上缺少雄才大略的才相，朝廷上没有才华横溢的史官，边塞没有威震一方的将领，学校里没有聪明优秀的学子，田野间没有善于耕作的农夫，集市上没有经营有道的商人，就连小巷子里鸡鸣狗盗之徒也技艺极差。针对这种状况，龚自珍在文章中提出了“自改革”的主张：“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当时龚自珍还只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很喜欢王安石陈述变法方案的《上宋仁宗万言书》，坚信王安石理论是可以拿来改造大清现状的，“自改革”一词就是他对王安石“改易更革”的化用。
从这些精彩的政论可以看到，龚自珍对清王朝扼杀人才的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度解剖和抨击，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君主集权制度。龚自珍思想极为先进，其诗文“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为清末的维新改良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百年后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赞道：“(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史学家张荫麟也曾撰文称：“龚定庵诗，在近世中国影响极大。既系维新运动之先导，亦为浪漫主义之源泉。甲午、庚子前后，凡号称新党，案头莫不有《龚定庵诗集》，作者亦竞效其体。”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八月，龚自珍参加浙江乡试，九月放榜，中试本省第四名举人。这是龚自珍第四次参加乡试，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因嘉庆皇帝六十大寿而增加的恩科会试。抵京后龚自珍住在丞相胡同，会试在三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共举行三场，四月放榜，龚自珍榜上无名。会试虽然失败，但这次北京之行，对龚自珍的思想发展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师从公羊学名家刘逢禄，开始学习《公羊春秋》，这对转变龚自珍的学术思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龚自珍参加第二次会试。去北京途径扬州，正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在这个地处运河畔的繁华古城，龚自珍领略了古诗文中所描绘的灯火辉煌和弦歌曲扬，在繁华的表象下，他看到了社会肌体正在腐烂。四月会试放榜，龚自珍再次落第。在家人催促下，龚自珍捐职内阁中书，这个职位本身就是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在吏部题名签到后，龚自珍旋即南归。
在道光二年(1822年)，龚自珍参加了第三次会试。俗话说：事不过三。但遗憾的是，闰三月初十会试放榜，龚自珍又名落孙山。
龚自珍第四次参加会试是在道光六年(1826年)，那年他已经35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大学士蒋攸铦，副主考是工部尚书陆以庄、工部左侍郎王鼎、礼部右侍郎汤金钊，同考官有龚自珍的老师刘逢禄。按照常理，这次会试有赏识龚自珍的王鼎担任副主考，有其恩师刘逢禄任同考官，龚自珍高中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前三次会试。众所周知，考卷虽然是隐名的，考官并不知道考生是谁，但如果考官对考生非常熟悉，那么其笔墨和行文风格一眼即可看出，对其进行不违规的关照也在情理之中。但出乎人们预料，在四月放榜时，龚自珍又一次落第，与他同时出局的还有其好友魏源。
这次龚自珍、魏源双双落败，对考官刘逢禄的打击甚至超过了考生本人，他没有料到他所赏识的人居然都遭淘汰。会试结束后，刘逢禄专门作长诗《题浙江湖南遗卷》，为龚自珍和魏源鸣不平。
道光九年(1829年)三月，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四月放榜终于过关；四月二十五日，殿试结果揭晓，龚自珍名列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
以龚自珍之过人才华，居然连续五次、历经十年才得中进士，这对当时的选人用人机制无疑是个极大的讽刺，难怪龚自珍后来在《己亥杂诗》中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二十三日，龚自珍离京返乡。离开京城时，龚自珍未携带仆从家眷，雇了两辆车，一辆自己乘坐，一辆装载文集百卷。离京前，众多文友同僚置酒送别，并出城七里相送。
龚自珍在路上边走边玩，五月十二日，抵清江浦(今淮阴)；六月十五日晚到镇江，作《九州生气恃风雷》诗；九月初九抵杭州，拜见父亲龚丽正，随即到昆山，修复别墅羽琌山馆。九月十五日重新出发北上，十一月二十二日接眷属出京，一个多月后抵达昆山羽琌山馆。龚自珍自出都至接眷属回到昆山，几个月时间共作诗315首，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二日，龚自珍因暴疾故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从龚自珍辞官南归至猝然仙逝，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此间他的活动主要是外出访友吟诗作文，但大多为应酬之作，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当首推那篇充满批判精神的《病梅馆记》了。
对于今人而言，龚自珍的政治抱负，或许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乌托邦幻想，但他的启蒙思想和精美诗文，却成为滋润后人的宝贵思想财富，这正如他在诗中所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