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柏陶
故乡的老屋诞生在资源稀缺的年代，是父母挥洒汗水、口挪肚攒搭建起的一座丰碑。它的一草一木，一窗一棂，都是如此富有灵气、富有生命。那里曾蓄满了全家人的融融亲情；那里曾传诵着我们的欢声笑语；那里曾演绎着用酸甜苦辣编织的不朽传奇，就连那老屋的泥墙也都挂满了故事。
推开记忆深处厚重的大门，老屋的故事便徐徐展开。先从糊墙说起。把老屋泥墙粉饰一番是正经过日子人家必备之事，大多数人家都是用报纸、旧书本什么的糊墙。每到腊月，妈妈打好浆糊，我们就开始动手糊墙。一手拿着小笤帚，一手拿着报纸，站在板凳上，张对张，缝对缝，一张一张地糊。有时边糊边读报纸上的文章，糊着糊着，就大声地朗读起来了。糊墙不能把报纸贴倒了，否则会被笑掉大牙的。那时用旧报纸糊墙还存在着一定政治风险，当年报纸上的头像多、语录多，万一把头像也糊上墙了，甚至糊得不是地方、或者糊颠倒了，那就离“现行”不远了。墙糊好了，亮堂的屋子顿时充满了年味。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睁大眼睛在新上墙的报纸上面找字成为了我们姐弟几人乐此不疲的游戏。一个人在墙上找出一行句子或一篇文章的题目，让另一人猜在哪儿？这样的找字游戏，几乎每天睡前都得玩几遍，不知不觉也认识了不少字。与糊墙不可分割的另一项内容就是买年画。于是，父母把这项任务放心的交给我们姐弟几人，走进小镇的新华书店，我们边欣赏边挑选。有革命样板戏的剧照，有战斗英雄杨子荣、李玉和的光辉形象，还有丰收图、鲤鱼图、宝宝图。有单张的，也有连张的电影、戏曲画屏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妈妈喜欢色彩鲜亮的年画，我们也一齐紧跟。简陋的小屋在丰满的年画映衬下，被渲染得醇厚香甜。接下来便是赏年画，看完了自家的，再去别人家看。然后再一路小跑回家和父母讲谁家的哪张年画好，哪张和咱家的一样。孩子们也不忘把珍藏的烟标、糖纸什么的好看的东西，贴在自己的领地，花花绿绿的一大片，也给小屋增添了几分喜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年画里有许多历史故事、传奇小说，这些就成了小孩们猎奇的宝库。闲时，我们姐弟几个常常围坐在父母身边，听他们给我们讲那画中的故事，使我们受益匪浅。年画也成了我们的教科书，它更像是位启蒙老师，承担着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
照片也是挂在墙上的。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镶玻璃的相框,家乡人称之为相镜子。一张张不同年代,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有序的摆放在里面。相镜子是家庭靓丽的“景点”，也是探亲的话题、温暖的家常、影像的家谱、血缘的沉香。亲戚朋友串门,互相寒暄一番后,会目不转睛的搜索相镜子里的照片。家人便如数家珍般将每一张照片中的人物介绍给来人。我家相镜子里的照片有几张特别珍贵，一张是我的爷爷奶奶送我五叔参军的照片，上面有“送儿参军”的字样，这也是我见过爷爷奶奶唯一的一张照片。还有一张是姥爷、姥姥和几个孩子的照片。母亲指着照片告诉我，那个穿长袍马褂戴礼帽的是你姥爷，啊，姥爷这么年轻帅气呀。母亲说，你姥爷左边穿着毛料大衫、裹着小脚的年轻女人是你的姥姥，你姥姥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裹脚的女人。姥姥旁边站着的小女孩是你的大姨，姥姥怀里包着的孩子是你不曾谋面的一个姨，可惜在两三岁时夭折了。我指着姥爷旁边穿棉袍站立的小女孩，问母亲那是谁呀？那就是你妈我呀。这是我第一次领略了母亲童年时的丰采。还有一张是父亲参加全公社民兵训练、土武器试验动员会上的讲话照片。当时父亲担任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副主任。工作异常繁重。这是在家扒炕时抽出时间到会讲话。公社文化馆才留下了这珍贵的镜头。父亲另一张照片是参加县里召开的表彰大会时领奖时的照片。是当时县委宣传部的干事拍摄的。据父亲讲，他是后来看到县里宣传栏上的放大照才知道有这张照片的。我的第一张照片是七八岁时照的，那是一个早晨，妈妈领着我和妹妹，来到公社俱乐部前请文化馆的张馆长给照的。迎着旭日，眯起眼睛，憨憨的我露出傻傻的笑。可以说，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历史，都有一些故事蕴涵其中。尽管是黑白的单色调，却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光彩。
装照片的镜框是父亲的奖状。那时父亲工作干劲十足，受到表彰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先进工作者”，“优秀武装干部”、“农业学大寨带头人”等，奖状是镶在玻璃镜子上的。处事一向低调的父亲没有直接把它挂在墙上，而是让它做了相镜子。奖状作照片的背景，期间的文字大部分被照片掩盖了。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发现后面的奖状。这一张张奖状仿佛一张张履历表，记录着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见证着父亲勤奋的业绩和无私的奉献。后来，我们姐弟几个获得的“三好学生”、“作文小星星”等奖状又进一步挤压了父亲的奖状空间。再后来，这些奖状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失了。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如今，老屋已和故乡的黑土地融合了，但老屋的故事、老屋的墙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没有褪色，已成为我一生的眷恋。它恰似光芒如炬的明鉴，照耀我奋力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