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晓光
小时候，要过年时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买年画，而父母把这个重要的“差事”交给我，也是我最大的荣耀和幸福。
要过年前十多天，母亲会打开满是褶皱的布包裹，从里面拿出几块整钱和一些角币，很郑重的交给我：“光，拿这些钱去公社买几张年画吧。”我深知这几块钱的重要，因为母亲的布包，是家里整年的开消，而买年画也是这个开消的一部分，就像买猪肉、买冻梨一样重要。
和屯里几个小伙伴相约去十多里路的公社买年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从屯子到公社路两边的树上挂满了银色的树挂，跑上去踹一脚，一些银屑纷纷落下，落满了我们的脑袋和衣服上，整个村路都飘满我们的笑声。
来到供销社文具组，柜台上一叠一叠摆满了年画。还破例在柜台上面拉了一根细绳，将很重要的年画用夹子夹住，一张张的吊起。那也不足以展示年画的种类，于是供销社破天荒的在门外的空地上一沓沓地排满，上面一张是整沓的全貌。那时的年画和现在党报整张展开大小，有比较传统的“麻姑献寿”，是一个古装美女捧着寿桃踩着祥云、很飘逸的样子。还有杨柳青年画那种，一个梳着抓髻穿着红布兜的男孩儿，抱着一个红鲤鱼，旁边有象征吉祥如意的莲藕，配着“年年有余”的字句，看着就有喜感。而我比较喜欢现代一些的年画，如“红色娘子军”“红灯记”“岳飞传”这样的连环画，由八张相片大小的画面组成，每张画下配有文字说明，感觉一张画的内容要顶单独的画八张的内容。特别是一张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知道洪常青被捕后，手捧红旗泪流满满的那张画，一张大画里就一面红旗、一张紧贴红旗的脸，给我的冲击很大。还有一张现代京剧《沙家浜》人物郭建光身着新四军军服、手拿匣子枪威武地站在芦苇旁边的剧照年画，据说可以驱灾辟邪。说屯里一个刚失去丈夫的寡妇，夜晚总觉得屋里有别的动静不敢睡觉，孩子买一张郭建光拿着手枪的年画贴在炕头的墙上，屋里就没动静了。但用现在思维想，都可能是心理作用。
我们在供销社门前年画摊这面走到那面再转回来，一张张的看、一张张的精选，并和同伴商量，尽量不买一样的，这样全屯人就可以串着看了。那时的年画才三角五分一张，每家最多买六到八张。虽然钱数很小，那时一张画可能是一个壮劳力干活三四天的公分儿。我们一张张的挑，营业员会小心的抽出来，帮我们合在一起慢慢的卷起，然后再用一段细绳系上。买完年画，我们会在母亲的许诺里买一根两毛多的麻花或是一毛多的面包，是对自己最大的奖赏。还可以私自做主，买一两本喜欢看的小人书，也不怕回家挨骂。
年画买回来了，屯里的大人会在白天劳动过后带着孩子挨家串着看画，不等贴出来先睹为快。母亲会小心翼翼的拆开麻绳儿，打开年画，再一张一张的慢慢翻开，让大家慢慢的欣赏。而且看年画时破例，平时点的是煤油灯，看年画时母亲会将过年才用的洋蜡(蜡烛)拿出来点上，让大家亮亮堂堂的看。也有时稍不注意年画上滴上了蜡油，我和母亲赶紧擦拭，看画的人而有些不好意思和尴尬，母亲总会和蔼地说;“没事没事儿，不耽误看。”那时看年画，也是小屯的一个风景。
过年时，好多人家会糊墙，用新买回来的报纸或“窝子纸”(一种印刷的统一精美图案、可以拼起来的纸)糊满棚顶和四壁，但是，糊墙时最重要的是留出年画的位置，而且这位置一定是最显著和最方便看的。
新年夜晚，鲜艳的年画、崭新的墙壁、煮饺子的热气、噼啪的鞭炮声，成了最幸福的年的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