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伍
童年时，小兴安岭的冬日，总是从母亲在灶间熬糖稀开始的。
母亲从井里打水，水冰得扎手。把秋储的甜菜拿出来放进水里，手埋进去，反复搓洗那些紫皮疙瘩。水花溅湿了她的棉裤腿，那十根红肿的指头在清水里，像十根冻僵的胡萝卜。
洗好的甜菜得切成细丝。母亲的刀法是利落的，起落之间，“笃笃笃”的声响又急又稳，像腊月里的爆竹。我坐在灶坑前的小凳上，一边往里添柴火，一边瞄着她的侧影。灶膛里的火苗一蹿一蹿，映得她的脸一亮一暗的。那菜刀在她手里，听话得像自个儿的手指，刷刷几下，案板上便堆起一座紫盈盈的“小山”。
熬糖稀，是个磨人性子的活儿。甜菜丝下了锅，加了水，母亲便像钉在了灶台前。水汽慢慢蒸腾，糊满了窗玻璃，她的轮廓也在雾气里柔和起来。空气里混着甜菜的青气、柴火的烟火气，烘得人眼皮发沉。我伏在炕桌上写字，一抬头，总能望见她那个微微前倾的背脊，稳稳的，像山一样。
等到甜菜熬得稀烂，便到了最费劲的环节——过滤。母亲把滚烫的糊糊兜进一块白纱布，四角一揪，用力拧紧。她的胳膊因使劲而绷得紧紧的，鼻尖都冒了汗。我凑过去，瞧那金红色的汁液先从纱布缝里渗出几滴，随即汇成一股细流，落进盆里。
“妈，我帮你。”我伸手去抓纱布的一角。
“小心，烫着！”她嘴上拦着，却还是让出一角给我。我们四只手一起攥住那热乎乎的布包，温热的浆汁从指头缝里溢出来，黏黏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个小大人，能帮母亲扛一点生活的分量了。
滤清的汁液重回锅里，用文火慢慢地熬。“得熬到能‘挂旗’才算成。”她喃喃着，话音里拖着疲惫，也裹着欣慰。
窗外的雪下得正紧，沙沙地扑在窗纸上。可灶房里却暖和得让人懒洋洋的，柴火哔剥，糖稀在锅里咕嘟着，散出越来越醇厚的甜香，腻得人头发晕。
熬到火候时，母亲会取根筷子，飞快地蘸一下，在嘴边吹了又吹，才递到我唇边。我赶紧就着热腾腾的黏豆包咬一口，那霸道的甜混着一点恰到好处的焦苦，瞬间在嘴里漾开，一路甜透了心底。
“慢着点，又没人跟你抢。”她总这么说，手跟着就抚上我的头顶。那手心，有糖稀的黏，有劳作的糙，可在我心里，那是世上最软和的手。
糖稀是金贵东西，平日总被母亲仔细收在坛子里，只有蒸豆包的时候，才肯舀出一小碟，让我们蘸着解馋。那亮晶晶的糖浆裹着暗红的豆沙，甜得发亮。我总舍不得大口吃，只用舌尖一点点地抿，想让那甜味在嘴里停得久些，再久些。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咳嗽发烧，烧得糊涂，瘫在炕上水米不进。母亲守了我整宿，天快亮时，我才睁眼，见她端着一碗水走来，碗底有半勺糖稀正缓缓化开，像一朵琥珀色的云。
“喝口糖水，顺顺气。”她声音哑哑的，托起我的背。
那水温温的，甜得清淡，却恰到好处地润泽了我干得发疼的嗓子。母亲的手托在我背后，糙糙的，却稳当极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碗糖水，比什么都来得香甜。
糖稀的甜，是很有层次的。初入口时，是那种不容分说的浓甜，但过后，却会泛起一丝植物根茎的清香，在舌尖盘桓不去。这多像母亲给予的爱，当年只觉得是寻常日子里的必然，如今隔着岁月回望，才品出那甜早已浸透了往昔的每一寸光阴。如今，母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她带走了许多，却把这熬成的甜，完完整整地，烙在了我的味蕾上，我的生命里。
窗外又飘雪了。我独自坐在桌前，面前是一小碗新熬的糖稀。热气氤氲中，我仿佛又看见母亲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慢点吃，别噎着。”那声音轻得像雪，却沉沉地落在我心尖最软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