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
80年代以降，诗歌的进展可堪嘉许。个体主体性的确立和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是这一进展的两项成果。然而，随着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我们对深度写作的探寻，诗歌又与新的困境相遇：我们的诗是纯正美丽的，但面对活生生的时代真实性，这些诗的承载力远远不够。
诗歌素材上的洁癖和表达方式的单一，是问题的现象层面；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我以为与我们对诗一这古老文体，在当代新的可能性探求不够有关。
在我们的观念中，诗歌是主观“表现”艺术(抒情性；以及那种以“妙悟”为指归的隐蔽抒情)。尽管诗人们“表现”的话语形式及意味有高下之列，但它们却有同等的根基：表现，作为一种写作姿势往往通向主观和绝对。由此，诗人与读者达成了默契——“我是在表现，你们是在接纳这种表现”——即使有时读者排斥诗人所表现的内容，但他同意诗人预设的姿势、“语法”。
我承认，这是这时代“阅读期待”的进步。但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看到，长久以来诗人过分享受了这一默契，流弊所及使写作成为“孩儿国”的恣情表达。他单一、绝对地歌唱，叹息，自慰，亵渎，邀宠，斥骂……以物而喜，以己而悲，暗中以为自己拥有着诗的“真实性”的全部解释权，具体生存的真实和人的情感经验的复杂性却被悬置一旁。表现，这一具有无限选择可能的观念，在这里被导向了主观和绝对的自我抒情，或对抒情的反向寄生(那些出于情绪化二元对立的“反抒情”乃是一种更大的抒情)。
这样的诗歌姿势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又有虚弱和不成熟的一面。它降低了写作的难度，抑制了灵魂的成长，使诗走向新一轮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它难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深层经验和把握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丧失了诗的时代活力。更严重些说，它在不期中也以另一种方式加入了“集体遗忘”行列。
或许诗人会说，我的写作对我而言具有真实性。但在我看来，诗人情感的真实不等于诗的真实。前者指向诗的发生学，后者指向诗的效果史。后者乃是问题的全部致命所在，它使诗歌摆脱诗人而具有了自我确证自我持存的客观价值规范。
面对这种主观和绝对的抒情写作，我感到诗在变成单向度的即兴小札，消费时代某些文化人的遣兴，而不是与时代生存和人的生命经验彼此呼应或观照的“特殊知识”。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扩大诗歌文体的包容力，由抒情性转入经验性，由不容分说的主观宣泄，转入对生存——生命的分析乃至“研究”。
我想将这种写作称之为准客观写作(不消说，任何类型的写作都不会没有一点主观性)，怀疑和相对立场的写作。这种写作要求诗人抑制单向自我的抒情姿势，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在诗中更自觉地涉入追问、沉思和互否因素。诗人将自我置于与具体生存情境对称的立足点上，冷静、细密、求实地进行分析和命名，探究经验的多重内涵，呈现其各种可能性。
这里诗性的沉思不同于人文学科要求的明晰和判然。它是或然的，它不“解答”问题，而是经由诗歌话语的观照，捍卫住问题复杂性，使之保持活力，以不被“技术时代”简化的抹杀。与此相应的修辞法和结构法是互否。它使诗歌中不同意向间发生摩擦、盘诘，结构内部设置不同的“声部”，在更为复杂的语境里，呈现经验世界的整体，最终实现诗歌更高意义上的自足。这样的诗当然是有难度的，但值得一试。
它要求诗人不仅要有修辞想象力，同时也要有历史想象力。这一双重考验有助于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与之相应的生命——生存本体论。或许这种实验将松动目下诗歌的文体类型学和限定性，但会为这时代的诗歌写作注入重要性，并提供持久的价值感。
与主观和绝对的抒情方式伴随而来的困境是，目下诗歌的词汇量在以空前的速率减少。这种减少是一种奇怪的减少——它以表面上的增大为掩饰。稍作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目下诗歌中的词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情感有关的形容词，另一类是“美丽的”自然物象的名词。这两类词在诗歌中的确日益丰富花样翻新，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可类聚的、量上的补充。或许在诗人们看来，前者直接指代情感，后者天然具有“诗意”。因为它们在整个词义使用的历史中已积淀下了其抒情性，具有预先注入的“诗性”优势，诗人何不利用这一优势?
但我越来越感到，或许正是这种所谓“诗意”，这一套固定的语言纲领，使我们的诗歌缺乏旺盛的活力和生命经验的重量。对这两类词汇的倚重，同时也导致了诗歌语型的贫乏，仿佛大家在写同一首诗。诗歌作为对生命和语言无限可能性的洞开，其话语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优秀的诗人对这种广阔应有自觉承诺。
我想，我们能否使一种有待在写作中揭示和命名的中性词涉入诗歌？能否吸收和接引俗语、俚语、口语和方言？能否在“构成性”的诗歌语型中糅入叙述和人际对话？这些或许有助于发展诗歌文体的混成力，使之成为时代生活的血肉之躯上割下的活体组织，而不是停留在“妙语”的水平上。
利用“已成诗意”的写作，是源于诗人对经典文本阅读的写作，它直接趋向他人写的“结果”，而不是通向使我们写作的力量。成熟的诗人应该能够在丰富灵活的不同语型中自如游走，这样的诗，会使我们感受到它与具体生存的关系。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会是现实的。
考虑到诗歌把握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要求，我还期待能在诗中看到叙事性，那种碎片式的、冷静的、对“事件”的描述和探寻。这方面艾略特的叙事技艺对我们或会有启发。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直接处理日常“事件”。
诗人成熟的心智使一个事件转化成了经典性的、对人具体生存情境的分析和研究。它承担了比事件更沉重的负荷。诗人既是冷静客观地叙事，又是戏剧性独白和深刻地命名。他将反讽克制陈述、戏剧独白、沉思追问扭结为一体，写作者的态度因“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而变得迟疑，构成了诗歌巨大的包容力。这样，诗的叙事依恃的不再是单维的时间链，而成为各种声部间的争辩；诗具有了打动人心的生存力量(而不是情感力量)。
诗人是在叙述，但叙述不再是因果关系的交代，他与事件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一边叙述，一边分析自己的叙述，写作成为朝向精确的摸索。“情歌”在这里成为被重新研究的一个“新词”。这首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对叙事性反讽同样具有启示。它的整体运思是在反讽一面，但不像我们在叙事反讽中惯用的那样，简单地说反话或揭示事件的乖张一面，而是以复杂的立场展现事件内部纠葛中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
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叙事性，有助于我们翅膀中绝对情感和箴言式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如何使我们的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如何使之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如何使我们的话语保持硬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我想，模糊一下诗与文的界限，在其中自觉加入叙事因素，也是应予考虑的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