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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出诗歌的活力和生命经验的重量?

来源:绥化晚报 2023-07-21 字体:

陈超
 

  80年代以降,诗歌的进展可堪嘉许。个体主体性的确立和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是这一进展的两项成果。然而,随着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我们对深度写作的探寻,诗歌又与新的困境相遇:我们的诗是纯正美丽的,但面对活生生的时代真实性,这些诗的承载力远远不够。

  诗歌素材上的洁癖和表达方式的单一,是问题的现象层面;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我以为与我们对诗一这古老文体,在当代新的可能性探求不够有关。

  在我们的观念中,诗歌是主观“表现”艺术(抒情性;以及那种以“妙悟”为指归的隐蔽抒情)。尽管诗人们“表现”的话语形式及意味有高下之列,但它们却有同等的根基:表现,作为一种写作姿势往往通向主观和绝对。由此,诗人与读者达成了默契——“我是在表现,你们是在接纳这种表现”——即使有时读者排斥诗人所表现的内容,但他同意诗人预设的姿势、“语法”。

  我承认,这是这时代“阅读期待”的进步。但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看到,长久以来诗人过分享受了这一默契,流弊所及使写作成为“孩儿国”的恣情表达。他单一、绝对地歌唱,叹息,自慰,亵渎,邀宠,斥骂……以物而喜,以己而悲,暗中以为自己拥有着诗的“真实性”的全部解释权,具体生存的真实和人的情感经验的复杂性却被悬置一旁。表现,这一具有无限选择可能的观念,在这里被导向了主观和绝对的自我抒情,或对抒情的反向寄生(那些出于情绪化二元对立的“反抒情”乃是一种更大的抒情)。

  这样的诗歌姿势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又有虚弱和不成熟的一面。它降低了写作的难度,抑制了灵魂的成长,使诗走向新一轮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它难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深层经验和把握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丧失了诗的时代活力。更严重些说,它在不期中也以另一种方式加入了“集体遗忘”行列。

  或许诗人会说,我的写作对我而言具有真实性。但在我看来,诗人情感的真实不等于诗的真实。前者指向诗的发生学,后者指向诗的效果史。后者乃是问题的全部致命所在,它使诗歌摆脱诗人而具有了自我确证自我持存的客观价值规范。

  面对这种主观和绝对的抒情写作,我感到诗在变成单向度的即兴小札,消费时代某些文化人的遣兴,而不是与时代生存和人的生命经验彼此呼应或观照的“特殊知识”。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扩大诗歌文体的包容力,由抒情性转入经验性,由不容分说的主观宣泄,转入对生存——生命的分析乃至“研究”。

  我想将这种写作称之为准客观写作(不消说,任何类型的写作都不会没有一点主观性),怀疑和相对立场的写作。这种写作要求诗人抑制单向自我的抒情姿势,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在诗中更自觉地涉入追问、沉思和互否因素。诗人将自我置于与具体生存情境对称的立足点上,冷静、细密、求实地进行分析和命名,探究经验的多重内涵,呈现其各种可能性。

  这里诗性的沉思不同于人文学科要求的明晰和判然。它是或然的,它不“解答”问题,而是经由诗歌话语的观照,捍卫住问题复杂性,使之保持活力,以不被“技术时代”简化的抹杀。与此相应的修辞法和结构法是互否。它使诗歌中不同意向间发生摩擦、盘诘,结构内部设置不同的“声部”,在更为复杂的语境里,呈现经验世界的整体,最终实现诗歌更高意义上的自足。这样的诗当然是有难度的,但值得一试。

  它要求诗人不仅要有修辞想象力,同时也要有历史想象力。这一双重考验有助于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与之相应的生命——生存本体论。或许这种实验将松动目下诗歌的文体类型学和限定性,但会为这时代的诗歌写作注入重要性,并提供持久的价值感。

  与主观和绝对的抒情方式伴随而来的困境是,目下诗歌的词汇量在以空前的速率减少。这种减少是一种奇怪的减少——它以表面上的增大为掩饰。稍作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目下诗歌中的词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情感有关的形容词,另一类是“美丽的”自然物象的名词。这两类词在诗歌中的确日益丰富花样翻新,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可类聚的、量上的补充。或许在诗人们看来,前者直接指代情感,后者天然具有“诗意”。因为它们在整个词义使用的历史中已积淀下了其抒情性,具有预先注入的“诗性”优势,诗人何不利用这一优势?

  但我越来越感到,或许正是这种所谓“诗意”,这一套固定的语言纲领,使我们的诗歌缺乏旺盛的活力和生命经验的重量。对这两类词汇的倚重,同时也导致了诗歌语型的贫乏,仿佛大家在写同一首诗。诗歌作为对生命和语言无限可能性的洞开,其话语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优秀的诗人对这种广阔应有自觉承诺。

  我想,我们能否使一种有待在写作中揭示和命名的中性词涉入诗歌?能否吸收和接引俗语、俚语、口语和方言?能否在“构成性”的诗歌语型中糅入叙述和人际对话?这些或许有助于发展诗歌文体的混成力,使之成为时代生活的血肉之躯上割下的活体组织,而不是停留在“妙语”的水平上。

  利用“已成诗意”的写作,是源于诗人对经典文本阅读的写作,它直接趋向他人写的“结果”,而不是通向使我们写作的力量。成熟的诗人应该能够在丰富灵活的不同语型中自如游走,这样的诗,会使我们感受到它与具体生存的关系。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会是现实的。

  考虑到诗歌把握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要求,我还期待能在诗中看到叙事性,那种碎片式的、冷静的、对“事件”的描述和探寻。这方面艾略特的叙事技艺对我们或会有启发。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直接处理日常“事件”。

  诗人成熟的心智使一个事件转化成了经典性的、对人具体生存情境的分析和研究。它承担了比事件更沉重的负荷。诗人既是冷静客观地叙事,又是戏剧性独白和深刻地命名。他将反讽克制陈述、戏剧独白、沉思追问扭结为一体,写作者的态度因“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而变得迟疑,构成了诗歌巨大的包容力。这样,诗的叙事依恃的不再是单维的时间链,而成为各种声部间的争辩;诗具有了打动人心的生存力量(而不是情感力量)。

  诗人是在叙述,但叙述不再是因果关系的交代,他与事件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一边叙述,一边分析自己的叙述,写作成为朝向精确的摸索。“情歌”在这里成为被重新研究的一个“新词”。这首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对叙事性反讽同样具有启示。它的整体运思是在反讽一面,但不像我们在叙事反讽中惯用的那样,简单地说反话或揭示事件的乖张一面,而是以复杂的立场展现事件内部纠葛中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

  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叙事性,有助于我们翅膀中绝对情感和箴言式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如何使我们的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如何使之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如何使我们的话语保持硬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我想,模糊一下诗与文的界限,在其中自觉加入叙事因素,也是应予考虑的问题之一。


编辑:张桂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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