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淑芬
我常和别人说，我的家乡在明水县育林乡。他们听了这名，就会问：“育林？是栽了许多树吗？”我便要笑，心里漾开的，是那片望不到头的、绿毯子似的原野，是那上头悠悠荡荡的白云，和比云更悠然的大白鹅。
家乡的天，蓝得能淌下水来，从头顶一直泼洒到地平线上，与青绿的草场融在一处，分不清边界。夏天，你往草甸子的深处走，便闯进一个茸茸的、喧腾的世界。数不清的鹅，像才落的雪，东一片，西一撮，昂着头，“嘎嘎”地唱着只有它们自己才懂的歌。马蹄声嘚嘚嘚、牛羊的叫声哞哞哞、咩咩咩，是这田园长诗里最稳当的韵脚。风过处，草浪一层赶着一层，挟着泥土与草汁的清气，直往你肺腑里钻。这便是育林的呼吸，沉静却磅礴。
从前，这呼吸是滞涩的。记忆里最深的沟坎，是雨天的路。那哪里是路，分明是稠粥，是陷阱。黑泥浆能没过脚踝，每拔一脚，都像与大地进行一场筋疲力竭的角力。有一年夏天，我送儿子去县里办事，正赶上雨天。我们娘儿俩脚上穿着自家纳的布鞋，怕陷进去拔不出来，用麻绳一道一道将鞋底死死绑在脚面上，像给蹄子钉上铁掌。就那样，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泞里“噗嗤噗嗤”地挣扎着前行。
最要命的是蚊子，黑压压的，像一团移动的乌云，追着人咬。我们一直朝前跑，不敢停，一停下，它们便呼地扑上来，隔着衣裳都能觉出那细密的、火辣辣的刺痒。喘息声混着嗡嗡的鸣响，成了那段路上唯一的、焦灼的配乐。
好不容易捱到五里外的水泥路上，两人已是泥猴一般。在路边的柴草垛旁，我们哆嗦着解开那浸透泥水的绳子，脱下两只沉甸甸的鞋。儿子问我：“妈，这鞋咋办？”我看了看那辨不出模样的两双鞋，说：“就放这儿吧，回来的时候再穿上。”可又怕过路人当是无主的破烂给扔了，便小心地将它们塞进柴草垛的缝隙里，又抽了几把干柴，仔细地盖在上头。那动作，像藏起一个关于贫穷与狼狈不堪的秘密。
而今，那秘密早已被时光的风吹散，掩埋在宽阔平坦的柏油路下了。路是何时变得这样坦荡的？好像一觉醒来，它就延伸到了每家每户的门口。现在村里十几米便立一盏路灯，笔挺挺的，像忠诚的卫兵。夜里，灯带与五彩的小旗子将院落装点起来，光晕柔柔地淌在整齐的栅栏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安稳、更暖和的夜色了。
5G的信号满格，将小村与四海五湖紧紧系在一起。家家都盖起了砖瓦房，雪白的墙，朱红的瓦，屋里竟也有了城里那样的卫生间，亮堂堂的，装着热水器。想起早年城里的亲戚带孩子来，孩子扭捏着不肯去露天的茅厕，大人们只好笑着打圆场。那样的窘迫，也成了茶余饭后一句遥远的笑谈。
变化是静悄悄的，又是惊天动地的。它藏在每一块砖瓦里，也终于，迸发在了一场属于村民自己的欢腾里。
2026年，丙午马年春节前，育林乡村民自发组织办“村晚”的消息，像一粒火种，炸响了整个乡镇。没有专业的导演，没有华丽的舞台，就在村委会前那片最大的空场上，拉起了红绸，架起了灯光。节目单上，除了几首人人会唱的老歌，其余的小品、相声、三句半，全是乡亲们自己攥着笔头，蘸着生活，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他们演种地的辛劳，演丰收的喜悦，演网购买到假货的嘀嘀咕咕，也演儿女归家时那句颤巍巍的“爸，妈，我回来了”。
那晚，风很冷，呵气成霜，可场上场下，热浪一股赶着一股。县委宣传部和文旅局的人不知怎么也闻讯来了，扛着摄像机，镜头后的眼睛，亮晶晶的。当台上那位常年在青岛打工的小伙子，用改了词的东北小调唱起“俺的家，在东北育林乡上，那里有平原，有爹娘，有大鹅游在草甸子上……”时，台下先是静了一霎，随即，掌声与呜咽声再也压不住，海潮般涌了起来。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出的消息。那些散在天南地北的育林人，正通过网络直播，看着这场粗糙却滚烫的晚会。留言飞快地刷着：“那是咱村东头的老榆树！还在！”
“演我三叔那个，太像了，笑死我了，哈哈！”
“妈，台上扭秧歌穿红袄的，是不是你？”
……
然后，我看见一条，接着好几条：“不敢再看了，看哭了。买票，今年说啥也得回家过年。”
“对，回家！就买明天的票！”
那一刻，我别过脸去。灯火璀璨处，是我崭新的、美丽的家乡。它不再需要藏起一双泥鞋，它可以大大方方地，将自己的欢喜与忧伤，唱给全世界的游子听。谁还能说，俺的家乡不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