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临轩与苏历铭(2019年北京)
大学时代的包临轩(1983年长春)
文/苏历铭
包临轩，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著有诗集《包临轩诗选》《蓝钟花》《高纬度的雪》以及评论集《生命的质感》等。
正像徐敬亚说的那样，大学时代包临轩和我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他和我同届，但系别不同，他读哲学系，我读经济系。
入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在文科楼的宣传栏上浏览校内通讯时，赫然读到同为新生的包临轩旧体诗作《国庆抒怀》,诗的内容忘记了，却让我记住这个名字。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浪潮席卷大地，吉林大学校园也不例外，最初的时间里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状态里坚持业余写作，但经济系人多势众气氛热烈，他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前来拜访，我把这次初见命名为慕名，后来包临轩多次否认这个事实。和他相识后的暑假里，我们分别返乡，这位善于写信的校园诗人写信给我：“缪斯的手把我们牵在一起的日子还很短，但是我感到我们这两颗年轻的心在相识之前，事实上早已互相碰撞。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志愿、我们的性格是那样令人惊喜地不谋而合，我懂得，在我们之间，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人们无不钦羡爱情的柔美动人，但我可以向那些热恋的男女们宣布，我们诗歌的兄弟友谊将使你们的爱情失去妩媚的色调，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同那直上云天的鹰翼连在一起的。”
当年的包临轩一头秀发，似乎还有些自然卷，加上偶尔露出的小虎牙，着实令一些女生产生过遐想。他总是夹着黑格尔的著作，在解放思想的年代里，招摇过市般地穿行于图书馆长长的走廊里。他在鞋底钉了铁掌，每当经过木质楼板，必然长久地回荡起马蹄般的足音，吸引了自习大厅里众多女生心不在焉的目光。在大学里，包临轩对诗歌的态度相当狂热，每次写完诗作之后，一定要约我去图书馆自习大厅旁边的水房里，聆听他铿锵有力的朗诵。包临轩喜欢朗诵，略带东北腔调的口音，饱含诗歌激情的语调，特别是水房里产生磁性的回声，弥补了诗歌本身幼稚的缺憾。
1983年，我被学校指派出任《北极星》主编后，首先想到包临轩，请他共同参与创办。《北极星》创刊号的刊首语是著名化学家、校长唐敖庆亲笔书写，他寄语青年学子要以这本杂志做为阵地，充分展开学术讨论，培养自由、严谨和务实的学风。也许是因为我和包临轩个人的偏好，决定把第二期做成文学专号，邀请著名诗人、中文系主任公木主笔刊首语，他欣然同意，很短的时间里写出《做人与作诗》，勉励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
我们一起开设“遥遥的星光”专栏，刊登校外学院诗人的作品。本来那一期已经决定刊登朱凌波的诗，可出于对朱凌波对性大胆描写的偏见，包临轩义正言辞地坚决反对，以至于事后朱凌波翻阅杂志未见自己的诗作，表情极为尴尬。朱凌波是吉林财贸学院金融系的学生，经人介绍转来自己的诗作，并数次表达见面的想法。朱凌波和我同龄，未满二十岁的他在诗歌中经常触碰雪白的大腿和颤抖的乳房等词语，这令包临轩十分反感。当我邀请包临轩一起与朱凌波见面时，包临轩首先摇头，嘴角紧抿，不屑地蹦出两个字：流氓。而见过朱凌波之后，包临轩迅速改变纸上的印象，由衷地把朱凌波当成诗歌的同路人。
在编辑《北极星》杂志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物理系刘奇华(野舟)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作品，至今彼此都还记得当时用我刚取来的《飞天》微博的稿费，在学校附近的小馆把酒谈诗。野舟的诗歌大气、深邃和诡异，始终被埋没于诗歌的尘土里。我和包临轩都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吉大诗人张锋、鹿玲、安春海、于维东、丁宗皓、杜笑岩、杜晓明、高唐、野舟、杜占明、伐柯、马大勇等各系学生，把《北极星》杂志改造成北极星诗社，一直延续至九十年代初期。他们是一群探索者，也是一群破坏者，像飞蛾扑火，追求瞬间的璀璨和燃烧，并没有坚持持久的光亮。离开校园之后，大多数人陷入写作的沉寂，淡出诗歌之外，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之外。他们把吉林大学诗歌创作推向又一个高峰，但也无情地终结了吉林大学诗歌的鼎盛时代。
《北极星》杂志让我们与散落在祖国各地的大学生诗人建立广泛的联系。包临轩与于坚、封新成、杨川庆、菲可等人经常通信，同时与延边“萤”诗社的赵春玲有过书信往来。看着赵春玲娟秀的笔迹，我们曾猜想过她的容貌，也想过索要一张照片目睹芳容，又怕误解最终放弃这个念头。2003年夏天，我和徐敬亚、朱凌波曾往安图，突然想起毕业后杳无音信的赵春玲就是安图人，见着当地人我们就打听是否认识赵春玲。后来有人推送她的博客，才知道她随丈夫迁居宁波多年，难能可贵的是，依旧继续她的诗歌之梦。我在想，当年有多少像赵春玲这样的诗人，他们并未进入诗界，一直纯净地栖居于诗意之中。
包临轩和我的诗作曾同期在《青年诗人》上发表，分别收到梅河口一个文学女青年的来信。那时已经临近大学毕业，未曾谋面的女孩子随后寄来维纳斯石膏像，作为送行的礼品。我先从邮局取回，在返回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包临轩也夹着一个纸箱兴冲冲地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一模一样的纸箱里也装着维纳斯石膏像。他肯定以为只有他自己有，在我追问取的什么时，他含糊地说家里寄来点东西，我佯装相信，走出很远，回头对着包临轩高喊：“哈哈，那是维纳斯！”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脸愕然，用手挠头，极其尴尬地傻笑。
包临轩的书法极滥，字迹基本上像是喝醉后写的，辨认他的字体有时必须需要相当的耐心。他每次外投诗稿，总来找我，对此他在回忆往事的文章中清楚地写过，“我大学时代的写作直至发表作品，都和历铭有关，除了彼此切磋，由于我的字写得很差，潦草不堪，他还不厌其烦地帮我誊抄诗稿，然后把我的诗和他的作品一块寄往文学杂志社。我的处女作，就是由他寄出发表的。”整个大学时代，我们互相感染和激励着，与同在长春读书的朱凌波、李梦和黄云鹤等人，共同致力于大学生诗歌的写作，成为八十年代永不褪色的校园记忆。作为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包临轩之优秀是当年见证者有目共睹的，他的充满才气和激情的诗歌始终被我们记着：
当我们跨出白绿相间的大学围墙/在《毕业歌》的回旋声中/散落于地北天南/诗的意境/会漫过稿纸的蓝色方格/向脚下的土地缓缓扩展/东方将有名作问世
大学毕业之后，包临轩毅然决然地停止诗歌写作，在冰城哈尔滨的省报天鹅副刊，潜心做起文学编辑。之后他写过大量文学评论，发现和扶持过不少文学新人。按他的说法，面对混乱的诗坛已经丧失冲动和激情，嬗变的时代里他选择与时俱退，对现实中的文学现象缺乏必要的宽容，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蔑视。
包临轩的孤傲和居高临下的态度是出了名的，自恃清高的状态很容易让人误解。诗人肖凌曾这样记述和他见面的情景：“我到牡丹江和朱凌波在一个小酒家一人捧一瓶啤酒，他提到一个人差点儿把我鼻子气歪了，他提谁？呸呀，包临轩。他说他和包临轩是多年的知心铁朋友。我说你怎么能跟那种人是朋友，阴阳怪气，趾高气扬，一个仰着两只眼镜片的怪物。我和阿橹在半年前曾爬到黑龙江日报社的四楼去看包临轩，而那包临轩面无表情，用鼻子跟我们哼哼着。话不过三两句，我和阿橹起身告辞，他懒洋洋地把我们送到办公室门口，仰着眼睛，露着嘴里的某一颗牙齿。那家伙并不以为我们是很真诚地想和他交个朋友，而认为我们是来讨好一个副刊编辑多发几首诗歌吧！满肚子是气，开始怨阿橹看谁不好，偏拽我来看他。我很烦那个包临轩，从骨髓里往外生发的烦厌。”可想而知，包临轩可爱的小虎牙被人描写得多么可憎。
这当然是包临轩的表象，日后成为他挚友的肖凌接着叙述包临轩真实的面目：“在桃山的诗歌讨论会上，包临轩与阿红等几位诗人持有不同诗见，他即刻万箭齐发，以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之势，牢不可破地占据着胜利者的位置，他就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现代青年诗人的代言人和角斗士。”尤其对包临轩将死党朱凌波的诗撤下头题之事，那人更是感慨：“包临轩到底没把他最要好最铁杆的哥们儿的作品放在头题位置，从中我看出这个在朋友当中大大咧咧，无甚讲究，无甚所谓的包临轩，在他的职责和工作中会认真地剔除私下的友情成份而在原则和责任上从不模糊。这一真诚对待人和事、情与理的做法，使我在包临轩的天平上又加上一份尊重的砝码。”包临轩就是这样的人，爱憎分明，尽管是以自我为中心划分的爱与憎。“他说起欣赏喜爱之人，是满面祥云，眼睛里飘着暖意与柔和，露出他的许多牙齿。而后再说起他反感鄙视之人，立即眼冒冷光，一脸阴暗，言语刻薄，只露出他的一颗牙齿，像要咬人似的。这就是爱恨黑白两个迥然不同世界里的包临轩。”
之后的很多年里，经常见到当年的校园诗人包临轩，只是他绝口不再谈诗，“诗意的生活难道不更有意思吗？”面对他的反问我哑口无言。是的，诗歌不只是用笔来写的，用心写诗，并把诗意洋溢于自己的生活中间，或许是人生另一种美好的状态。而超越诗歌，与包临轩成为一生的兄弟，或许是我和他对诗歌最大的感激。
2010年，为祖国的新闻工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包临轩获得新闻工作者优秀成果的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前来北京领奖的当晚我们一起安静喝茶，倾听他多年来的努力、坚持、付出、耐心、探索和追求，最后话题又回到了诗歌写作。其实这之前，包临轩出版了自己的文学评论集《生命的质感》，在书的尾部以“诗歌练习册”为题，收入了大学时代的诗作。大学时代他曾说过：“写诗很快活。没了诗，就没了梦，就没了笑，人生多苍白！让诗本身发表评论也许更好，我不必多说什么。我是缪斯的儿子，因此我永远长大不了。望着我，望着我，你淡淡的微笑里，一定还深藏着许多不知道的东西。我将寻找下去……”表面上，他的诗歌写作终止于青春期写作，其实诗的火焰一直在他的心底燃烧着，从未熄灭。
进入21世纪10年代，包临轩重新拾起诗笔，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数量之多，超越自我的质地之好，都出乎我的意料。我和包临轩写作的初心，完全出自于内心对诗歌的热爱，从未想过成为诗坛的翘楚。在我们的认知里，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从小到老一直都是不造作不媚俗不迎合，坚持独立的写作态度和立场。对我们而言，所谓的中国诗坛并不存在，更不需要它来验证我们的写作和作品的价值。我们的写作和自身的生命一样渺小，但始终有着自己固执的坚守和傲视的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