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岐

　　父亲出生于1917年，当时家境十分贫困，也未读过书。父亲13岁结婚，母亲18岁，结婚当年爷爷就告别人世，第三年奶奶也撒手人寰。父母亲带领四个正直童年的妹妹生活。一家六口人，年纪最长的母亲也不过20岁，父亲和母亲从此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奶奶去世那年，父亲骑毛驴不慎摔伤了腿，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腿是接上了，但落下了不能干重体力活的毛病，已经无法给地主扛活维持生计。

　　但是，家里的日子总得过，六口人还要吃饭穿衣。万般无奈，年龄大点的母亲和邻居商量，借用邻居家一爿石磨，靠母亲人工推磨做豆腐，再由父亲挑着豆腐盘子到邻近村屯叫卖，以养家糊口，父亲从此当上了第一个“官”——豆腐倌。因为长期人工推磨，母亲又是小脚女人(缠足)，加上每天都要起早做出豆腐，赶上农户早饭前出售，休息不好，母亲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经常吐血，以致终生未愈。卖豆腐也是很辛苦的，有时要挑担走很多村屯才能卖完，这对父亲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也是一项很重的活计。在当时，农村用钱买豆腐的人家不多，多是用大豆或小米交换，这样，父亲每天出发时挑着豆腐，归来时担着换回来的大豆、小米，来回都是重担。换回来的大豆、小米，除了留下继续做豆腐和家用外，剩下的再换钱，维持家用。日子过得紧巴紧，常常是吃上顿没下顿，入不敷出，但当时还是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父亲由此被村民称为“小豆腐倌”。

　　父亲的这个豆腐倌一干就是13年，直到1945年东北解放。

　　父亲当的第二个“官”是水倌。1945年东北解放后，农村实行“五有三勤”，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改水，将村里的露天水井盖上井房子，防止雨水和污水流进水井，用木材打制一个水箱，由专人把井里的水提上来，倒在水箱里，农民来挑水时，可以直接从水箱里舀水，既卫生又安全。父亲由于身体不好，村里就让父亲负责这个打水的工作，父亲由此当上了第二个“官”——水倌。水倌这个活，不算很累，但必须保证村民用水，水箱里绝不能断水，还要经常清洗，保证卫生，对有的人家由妇女、孩子来担水的，父亲也帮助她们把水舀到桶里，并将水担扶上肩，村里人都对父亲夸赞不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乡组建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实行土地、耕畜、大农具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劳动力按劳取酬。父亲又被推选为“高级社”的饲养员，从此父亲又当上了他人生的第三个“官”——马倌。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后的生产队，再到公社供销社，父亲在“马倌”的岗位上干了接近20年。在长期的养马实践中，父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饲料精心算计，科学投料，起早贪黑，不辞辛苦，生产队的马匹被父亲养得膘肥体壮。父亲年年被评为模范饲养员，以至在全公社都很有名气，都夸老刘头喂马喂得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乡公社供销社的马是全公社最棒的，高头大马，非常威武。但是，供销社“槽头不硬”，经常不明原因“倒圈”(马匹全部死掉)。供销社决定在全公社选优秀饲养员饲养。于是，父亲被选调到公社供销社，成了挣工资的临时工，每月54元，比一般职工工资还高。在父亲的精心调理下，供销社的马再没有出现生病和死亡现象，又恢复了原有的威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供销社卖了马匹和大车，买了大四轮拖拉机，父亲的马倌这一次失业了。

　　供销社对父亲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又把父亲留下来为供销社当夜间门卫，父亲自此又当上了一个新“官”，也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官”——更倌。在更倌的岗位上父亲一直干到退休。原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出台一个文件，“凡是1970年年底前参加工作的长期临时工，一律转为正式工人。”父亲被转为供销社的正式职工，每月工资变为42.50元。退休后，享受工资的60%开支。父亲做更倌是夜间上班，白天休息。老年人觉少，白天没事，他就帮助供销社的员工干些零活，谁家有事都请父亲帮助，父亲在供销社职工中享有很高威信。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辛苦的一生，无怨无悔、平淡知足的一生。他以微薄的力量，将四个姑姑培养成人并嫁人成家，又将我们五个子女养大，使之享受到初等教育并成家立业。让我们学会坦诚做人，扎实做事，务正业，积功德，特别是教育好生在新社会的下一辈。父亲的人生很平淡，但他很知足，从不抱怨，他以朴素的感情，感谢共产党的恩德，以平和诚实的心态对待同事，以慈祥的教诲，指引我们成长。父亲一生无欲无求，吃饱穿暖就行，名誉、地位、金钱对他都不算个事，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他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了子女，奉献给了亲人，奉献给了社会。他是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中的一位，再平常不过的一位，但他们那一代人却是无比伟大的。

　　父亲的一生，也折射出我们社会的变迁。早年兵荒马乱的民国社会，政府腐败无能，社会一盘散沙，父亲只能自谋生计，做豆腐、卖豆腐也是无奈的选择。共产党执政以后，有了组织的力量，父亲被照顾当“水倌”，体会到了新政权的温暖。农业合作化以后，父亲被因材施用，当上了饲养员，成为了公有制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而且越拧越紧，从没“秃噜扣”。再后来，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父亲成了一名供销社正式职工，享受到了退休待遇。一个平凡的人物，经历了共和国的这几件大事，而且从中受益匪浅。

　　父亲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保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劳一生，没留下更多的物质财富，身后700元存折，足以办后事，五十年代盖的三间土房，是父亲留给子女们唯一的纪念。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无穷无尽的，他善良厚道，宽以待人，从不与人争，宽厚得让你感到从心里敬佩；他诚恳老实，不善言语，从不说闲话，只有那慈祥的目光让我们感受到父亲的挚爱和鼓励；他生活俭仆，从不索取，大饭店、大宾馆没吃过，没住过，山珍海味没见过，名牌服装没听说过，连北京吉普车都没坐过，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却快快乐乐地生活了一辈子，就这一点，我们也是永远学不完的。

　　父亲虽是平民，但他在子女心中，永远是无比高大的，高大的像一座大山。他的事迹，是永远无法说完的，久远的就像流不尽的江河。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辈，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