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距现在快有四十年的“手抄小说”，我母亲多少有些懊悔，她常常对我说，当初要不是让你也跟着我们抄那些小说，也许你的字能写得很好。除了父母，很多看着我长大的人都说，我小时候写的字方方正正，煞是好看。可后来，跟着大人们抄“手抄小说”，为了单纯地追求速度和效率，就把写字的质量荒废了。但在我的内心里，更多的是对“手抄小说”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怀有一份感激，我觉得没有当年帮着大人们抄小说的经历，以我资质，是练就不出现在的文笔的，当然也就很难混进省作协了。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艺术界的开禁，风靡一时的“手抄小说”逐渐淡出历史。但作为“70后”，大多数都应该对它有着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对于我那是一段常常要通过“反刍”的方式来回味的记忆，虽然，那段经历练成了我的一手烂字。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帮大人们抄“手抄本”，不仅帮自己家的大人，还帮同学、小伙伴家的大人抄，甚至帮老师们抄。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些手抄小说的题目，《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等等。那些小说多是反特题材，惊悚、神秘、悬疑，甚至恐怖，但却引人入胜，差不多每个读者都想先睹为快、都想一气呵成地读完。因为这些手抄本小说“不符合上级精神”，无法从印刷厂里正大光明地诞生，只能通过人工抄写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本身就具有了某种神秘和历险的色彩，所以，不仅我，凡是和手抄本小说有过亲密接触的人，都会对那一段记忆刻骨铭心，因为，那是文化荒漠中的一朵艳丽的奇葩，伴我们走过了那段灰色的单调岁月。

　　抄手抄本小说把我的一手好字给荒废了，可是，它产生了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引领我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时，我在想，手抄小说那么抢手，几乎“洛阳纸贵”，是因为小说的故事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创作故事呢？于是，我就开始参照手抄小说的内容开始编故事，然后讲给小伙伴们，还别说，那时我还真的拥有了人数不菲的听众和粉丝，甚至有的孩子拿好吃的来讨好我。

　　后来，附近的人送我外号“张大白话”。

　　再后来，看不到手抄小说的人就来找我。

　　再再后来，那些手抄小说都被我们藏匿起来甚至销毁了。因为，有一天，父亲下班后回来，神秘兮兮地关严门，并把我们家及外祖父母的人都叫到一起，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们赶紧把手里的手抄小说烧掉，或者交给他，总之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们手里还有手抄小说。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并曾带给大家丰富的精神享受的东西要遭受这样结局，我们都不舍、不忍，可是，父亲后面的话让我们毫不犹豫地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了。他说，有一个叫张扬的人。写了一部叫《第二次握手》的手抄小说，被上边认定了利用小说反党，已经判了死刑，就快被执行了，马上全国要清查手抄小说了。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红色恐怖的恐惧早已深入人心，因此，不久，手抄小说就在我们这里几乎绝迹了。

　　再再再后来，我们欣慰地听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没有被枪毙。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王亚平的小说《刑警队长》，接着，陆陆续续人们喜闻乐见的小说、故事书公开出版发行，那些幸存没有被销毁的手抄小说也就成了“文物古董”。

　　再再再再后来，我由给大家讲故事，改为写故事、写小说，竟然陆陆续续地变成了铅字，陆陆续续地被发到网上，而我也由当年的“大白话”变身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会员，因此，手抄小说对于我不仅是段难忘的记忆，我更对她充满了眷恋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