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济阳，安达市太平庄镇人，1908年出生，中共党员。丁济阳在学生时期参加革命活动，是北大法学系的学生代表。“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人民，也震惊了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正在北大法学系读书的丁济阳毅然决然，踏上革命征途。

　　投身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丁济阳和他的同学组织“抗日请愿团”奔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抗日。可是，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请愿没能达到目的。面对国土沦丧，爱国学生群情激发，人人申请要求去抗日第一线，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受党组织派遣，丁济阳回到他的家乡安达市太平庄镇，发展抗日武装。

　　1932年7月至8月间，抗日义勇军进驻安达县城(今任民镇)，丁济阳和刘乃风、李克诚等一起到义勇军中做鼓舞士气工作，又到敌伪中讲“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道理，并且召开群众大会和爱国人士恳谈会，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宣传抗日小分队，印发和张贴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标语，为抗日救国，他们日夜奔走在安达的各个角落。

　　1932年8月至9月间，丁济阳同他的父亲丁德身等人去巴彦参加抗日游击队，在巴彦、依兰一带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由于丁德身会看病，在游击队中当了军医。在一次战斗中，举旗的同志倒下了，丁德身又把旗举起来继续战斗。后来，由于寡不敌众，丁济阳所在的这支抗日游击队遭到日军残酷围剿而解散，丁济阳同丁德身一起拼命将30支长枪和一些子弹用马驮回家掩藏。不久，丁济阳又接受党组织给他的新任务，以大学生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到伪新京(现长春市)“日满协和会”做地下工作。

　　当时，日伪统治者到处贴布告声称：“如有私藏枪支武器不交，按反满抗日处理，杀头抄家”。 1936年3月初，有个伪警察告密说丁济阳家中有枪，日本鬼子马上带领军警、特务乘两辆汽车开进丁济阳家，进门就翻，把屋内所有东西全翻个底朝天，没有翻出埋藏的枪支。丁济阳听到此事后，忙回到家中，与父亲商量如何把武器藏到更安全地方。最后，他们想出办法：在夜间偷着堵上烟筒，第二天烧火时满屋冒烟，借炕不好烧，以修炕为由。等到夜间，丁济阳和父亲一起把枪支藏在了炕洞里，一直保存到解放。

　　组织抗租

　　1931年前后，现在的太平庄一带常遭土匪抢劫，又加上日伪军的残酷压榨，人民饥寒交迫，无力耕种土地。日本鬼子为了收取租粮，贷给“小作料”款，春贷一元钱，秋后要还一石粮(100公斤)。1934年受灾，粮食欠收，农民交不上“小作料”粮和“出荷粮”。鬼子多次来催讨，向百姓逼债。打入敌人内部的丁济阳得到敌人更加恶毒的逼债行动计划，急忙回家告诉父亲和爷爷，敌人杀人抢粮，要通知各屯各户赶快把粮食藏起来。丁济阳还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团结一心，共同抗租。”然后分头通知藏粮，并动员群众，鬼子来时，大家不要怕，团结起来，顶住。

　　一天，鬼子带兵来催讨“小作料”粮，凶恶至极的日本鬼子杀气腾腾，日本鬼子的翻译宣告：“欠的‘小作料’粮必须交齐，否则通通杀掉。”当时乡亲们回答：“年景不好没有收成，连口粮都不够用，怎能交上‘小作料’粮。”鬼子军官听了暴跳起来，立刻抽出明晃晃的战刀，一场血腥屠杀就要来临。

　　这时，丁济阳的爷爷丁玉宝挺身而出。他走出人群，指着鬼子讲：“你们口喊王道乐土，这里连年灾害，百姓口粮都不够用，确实难以度命，这是天灾，不是人为，你们强行逼粮，没有粮人命能顶粮吗？你们杀了我们这些人谁还来种地？”翻译向鬼子军官不停地翻译，把鬼子军官气得哇哇直叫。丁玉宝接着又说：“说什么日满亲善，你们把口粮都收去，老百姓没粮吃，都活活地饿死了，这能是亲善吗？这里有地也没人种了，你们‘小作料’粮、‘出荷粮’今后还向谁要？……”老人早将生命安全置之度外，从容不迫。鬼子也没有办法，终于又把战刀插入刀鞘。丁玉宝继续与鬼子交涉，迫使鬼子答应欠租分期偿还，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英勇就义

　　1942年，党组织暗地里将丁济阳转到齐齐哈尔女子高等学校，让他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继续为党做地下工作。

　　7月15日凌晨2点多，丁济阳在齐齐哈尔市安达胡同2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被关押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秘密拘留所。丁济阳被捕以后，爷爷丁玉宝曾去看望过两次，只见到一面。他第一句话就问：“家里一切都好吗？”丁玉宝听了这句话，心像刀绞一般难受，他明白济阳虽然被敌人酷刑折磨，但还是惦念藏枪的事，就含泪说：“都好。”丁济阳点点头表示满意。

　　据和丁济阳一起参加革命的杜效伯、郑炳文回忆，尽管敌人对丁济阳用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毒刑和各种引诱，在一年刑讯中，丁济阳始终坚贞不屈，思想毫不动摇。在敌人的审讯笔录中查悉，丁济阳回答的只有在齐齐哈尔做教育工作，现住齐齐哈尔，没有说家住安达，没有说出家藏枪支，更没有承认打进敌人“日满协和会”做地下工作。敌人一无所获，于1943年将丁济阳秘密杀害，时年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