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飞机堡遗址

　　日军竖立的海伦战绩牌

　　日军关东军绥化师团司令部

　　今年我已八十岁，定居绥化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现在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反而加以美化，让中国人民感到愤怒，我亲身经历的家住辽宁时期的童年生活，就是日本侵占东北时期老百姓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

　　躲劳工

　　日伪统治东北时期，日寇到处抓劳工，哥哥为逃避劳工已两年多不敢回家，母亲日夜忧思，身体日渐衰弱。我屯五户人家就有两人被抓走，去了离家两千多里名叫“乌奴耳”的地方。半年多后，前屯有个逃跑回来的王某得知，我屯刘某因劳累和饥饿不到半年就死了，另一位崔某没等咽气就被拉出去活埋了。那位逃跑回来的王某又被日本人抓走，以后此人再也没有了消息。

　　这血淋淋的事实怎不叫母亲担忧儿子的安危。在1940年7月的一天，辽宁绥中县的姨表哥捎来口信，说哥哥在鞍山钢铁株式会社做工，母亲知道后叫父亲去找，非要见儿子一面，当时真是两难：一是没路费；二是怕被随时抓走，但看母亲病重，盼儿心切，父亲还是去了。家里只剩下我们这帮孩子，父亲走后母亲病情加重，外面下着大雨，就在这天晚上母亲处于昏迷状态，可能是死不瞑目吧，用手向窗外指了指，许是想着哥哥和父亲咋还不回来……可是她没能实现最后的愿望。我们都围着母亲的尸体痛哭，哭喊声和外面的雷雨声混在一起，一直挨到天亮，找到姥姥家的人帮助处理了后事。

　　父亲和哥哥回来后，哥哥先藏在高粱地里，天黑后才回家，由大姐领着去了母亲坟地，父亲流泪，哥哥泣不成声，第二天天未亮又离开了家，远走他乡。做童工

　　母亲死后，哥哥又去躲劳工。父亲领着五个女儿和我，生活难以维持，当时日本人在锦州开设的纺纱厂派人到乡下招女工，父亲就决定让大姐带两个妹妹(分别为15岁，13岁)去，留下16岁的二姐做家务。大姐的婆家听说没过门的媳妇要去外地做工，就要马上娶亲，后经说和，同意大姐把两个妹妹带一带就回来，就这样父亲把她们送到了绥中火车站。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山沟，她们含泪上了东去锦州的火车。进场后由日本的女技工交新来的女工如何操作，过十来天女工就得独立操作，如线头接慢了造成停机，不但挨皮带抽，还得扣薪水。所谓的薪水就是仅够在食堂吃饭的钱，其实童工就是带出一张嘴，家里少个吃饭的而已。四姐分到值班室，有时站着就睡着了。有次被监工查岗发现，不由分说拿起皮带就往脸上抽，第二天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大姐见状伤心地哭了，连早饭也没吃就去找监工(中国人)，那个监工不说理，反而推搡大姐，不知大姐哪来那股劲，一把就给监工的脸挠出血了，大姐手里还拿着剪线头的剪刀，那个监工还真的害怕了，就跑到总监室，大姐也跟着去了。总监是日本人，但没在总监室，副总监是中国人，听了事发过程后批评监工过分，大姐不应挠监工，也没给什么处分，让她们继续上工去。那个监工刚出屋，副总监就说句：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会出头的，干活去吧！大姐不明白深层意思，只觉得他是个好人，能帮工人说话，车间女工知道这件事后，都称赞大姐给她们出口气，那个监工也不在这个车间干了。四姐的身体坚持不下去了，几经周折，副总监也帮说了好话，姐三个就这样回到了家。几个姐姐从小就由父母包办订了婚，到了来年开春相继出嫁了，家里只剩下父亲、五姐和我艰难度日，由于日本人苛酷的出荷粮(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农民将其所生产的大部分粮食，按照日伪政府所规定的收购数量和最低的收购价格交售的政策。)逼得我家又走上了背井离乡之路。

　　出荷粮

　　在1942年的七八月份下了涝套雨，庄稼只上了半成，到了秋天只瘪瘪瞎瞎打了三石高粱，而日本人摊派我家出荷粮三石五斗，我屯五户人家就有四户打的粮食不够交出荷粮，各家都担惊害怕，不知怎样度过这道鬼门关，白天不敢在家。谁知一天早晨天不见亮伪村长就带领十来个人，还有兴城县来的两个日本人，坐两台胶皮车，一进屯就把没交粮户主集中到刘文家并挨个拷问，父亲被日本人用柱子上挂的火绳(是农民用艾蒿编成辫子，用作抽烟或做饭引火)把脸抽的都是血印，就像针扎似的往外渗血，最后找了保人，再交五斗高粱才放人。在日寇压榨下，老百姓哪里还有活路，只有背井离乡去逃荒。经父亲多处奔走，最后找到了离家四十多里地的兴城县最北部山区的叫麻家勾屯，一个叔伯姑家，打算在那里落脚，到了开春二月份，父亲把家门窗钉死，用扁担挑两个条框，一头是锅碗瓢盆、一头是行李卷儿，还带了几个高粱面饼子。几乎是同一时间，我屯老刘家也是一担挑奔南山往绥中县方向去了。我和五姐跟着父亲往北山坡走，走不远父亲放下肩上挑子，回头看看家里前院那棵大杏树和叫人伤心的两间土房，我们看着父亲走也难走留也难留的样子，我和五姐鼻子一酸也掉下眼泪，一路上不知歇了多少气、讨了几次水、啃了几次高粱面饼子，快到日落西山了，总算到了叔伯姑家。在她们的帮助下租了一户佟姓地主家的半晌地，我给佟家放三头牛、一头母猪和几头猪崽，每月给我半斗高粱。有次给丢了一头猪崽，就扣去我两个月应得的一斗高粱，同时也不用我放牛了。我只好在家帮父亲做些农活，直到“八一五”光复，日本鬼子垮台。

　　新的生活新希望

　　“八一五”光复后，老百姓欢天喜地地讨论着，总算出头了，不受日本鬼子的气了，但不久国民党又占据了兴城、锦州等东北主要城市。在偏远山区我们这里来了八路军，经常开群众大会，老百姓知道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大救星，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穷人跟八路军一条心，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青年主动参加八路军，驻在我屯的武工队长帮助我家干活，真是军民鱼水情。

　　在东北解放前夕，我们又搬回了老家东勾屯。到1948年9月24日兴城解放了，到10月12日沈阳等东北全境解放了，同时也给我家带来了天大的惊喜，哥哥所在的东北四野三十九军途经兴城县时，被批准探视离家7年没有音信的老家亲人。哥哥当上了连长，也知道哥哥在光复后在黑龙江省泰来县参加了八路军，因时间紧连顿饭都没得吃，就赶回部队，随解放大军进关打国民党去了。这时候，村里发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我家是革命军人家属，得到了政府优待，分得了两间青砖房、八亩地。就在原伪村长家大院成立了“罗家村小学校”。我上了学，还参加了儿童团，我们站岗、放哨、查路条。每天都唱着“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的天是明朗的天”……哥哥在部队常有书信，直到随大军一直打到了海南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我和父亲过上了新生活。再看看现在，没有共产党哪有我这八十岁老人的今天，儿孙满堂，儿子儿媳都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孙子去了英国留学，我和老伴过着安逸、幸福、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常告诉晚辈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要珍惜现在，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