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林
在连队谁也不愿提及老班长的故事。一提起他，心情就会格外沉重，有种疼碎的感觉。半个世纪过去，我重返老连队，看到“连史”栏上醒目地标出《生命的资助》的文章，我的心猛然又一次被触动得酸痛。56年前的往事虽已在记忆深处尘封，如今却是那样的清晰鲜明。
我是1962年当兵入伍的，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那时的部队生活也是极端艰苦，上顿下顿都是掺了野菜的大饼子，一个月也见不到一顿白面馒头，战友都心急如火地盼着下发那六元钱的“薪水”。
发“薪水”那天，我见班长的眼睛都瞪圆了，好像接过的不是小钱，似乎是什么心爱的“宝贝”。那一刻我把老班长看扁了，心想没见过钱呀，怎么会见钱眼开呢？想归想，我暗地盯住他怎么打发那六元钱。
那六元钱由六张一元的钞票组成。老班长把六元钱分为6份，还用报纸分别包起来。我有些不解，就问老班长，别人钱到手就到商店买一包饼干或几粒糖块，解解馋，你怎么还要藏起来？老班长笑笑说，我没那个福分呀，这六元钱都有它的用场。接着他叙说了六元的分配方案，交党费两元钱，买牙膏、肥皂、毛巾需要两元钱。还有二元钱要邮回老家给那个女学生。
我迷惑不解：你和那女学生是什么关系？老班长冲我冷笑一声，小兵嘎子想得挺复杂呢？我和那个女学生屁关系都没有，她叫白洁，今年还不到10岁。父亲遭车祸死了，母亲患肺癌也死了，小白洁就成了孤儿。乡亲们如果不资助，白洁就无法生活，还有可能辍学。村里号召乡亲们献爱心，绝不让白洁辍学。我虽然当兵了，但这份义务不能丢呀，出不了大力，作点小资助还是应该的。我陪老班长到邮局邮走了那两元钱，邮费是三角钱。
接下来，月月如此，薪水发到手，第一件事是交党费，接下来到邮局邮那二元钱，不管刮风下雨，没误过一次。
翌年盛夏，一连三天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猛敲着地面，像敲响了百面战鼓一样，整个军营电闪雷鸣，暴雨像一面墙倾泄下来。营区里湍水横流，每个角落都涌起的旋涡浪花。临近傍晚的时候，老班长从雨幕中跑进屋，抖了抖身上的雨水，抬头看了看依旧黑沉沉的天空，骂了声鬼天气，接着转身亮着嗓门大声宣布：鸦绿江遭受重大水灾，临近我们营区的一段河堤崩溃，团里下达紧急命令，由我连组成突击队前去抗洪，我班抽调五人。接着他宣布五名突击队员。队员里没有我，我觉得有点羞愧。正想着，老班长从衣袋里掏出两元钱，外带三角钱，低声对我说，等雨停了，你把这钱邮给白洁，这是刚发的薪水。地址在里边的字条里夹着。我接过钱，不解地说，这么急，等你抗洪回来再邮也不迟。老班长大声吼道，别啰嗦！这次抗洪是死是活都不一定。如果我死了，钱没到，让孩子喝西北风呀！我不敢再说啥，连声答道：我一定办好。
这次抗洪有惊无险，只用半天功夫就把江堤堵住了。但老班长回来一直捂着肚子，连腰都直不起来，脸色也变得蜡黄，像蒙上一层黄裱纸。连首长以为抗洪他着了凉，没太在意，老班长自己更是不在乎。这样又拖了五天，病情没缓解，反而更重了。到医院一检查，老班长竟然得了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扩散到全身。在住院期间，连首长和医生一直没把病情告诉老班长，说你的病没啥大碍，一个月就可以出院。
一个月的时间短暂，很快就到了月底，那个月的薪水也发下来了。是我把薪水送到老班长病房的。只见老班长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脸色也变得灰黄，两只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痴呆地望着对面的白墙。我忍不住哭泣起来。老班长凄惨地说，你哭什么，我会好的，医生说啦，这两天我就能出院。我不敢再说什么，也不知道此刻说些什么。只是把那六元钱薪水塞到他的床下。老班长说，给白洁邮钱的事，不再麻烦你了，反正我这两天就出院，自己邮吧。我只好默默地退出了病房。
仅过了一天，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老班长已经病危了。我陪连首长一起赶到医院。只见老班长仰卧在床上，枯瘦如柴的脸隐露着缕缕青筋，嘴唇急促地抽搐着，很费劲地一张一合，已经说不出一句话，只有右臂还能微微抖动。他指了指枕头，颤动着嘴唇，似乎要说什么，但没说出口。我急忙俯下身，从他枕头下摸出一个纸包，展开一看，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这六元钱两元交党费，其余全部邮给白洁，让她好好读书。
连首长看了，紧紧握住老班长的手郑重地说，你放心，一定按你的意见办好。老班长听到这句话，眼睛顿时睁得大大的，一张枯黄的脸孔，突然闪烁出不常见的光泽，只是这光泽一闪而过，那张充盈着笑容的脸便永远存留在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