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清
粮站在小镇东边的河边，是个大院子。如今我的父母从村里搬到镇上居住，说地名怕人找不着，通常就说“粮站桥南边”。粮站靠河的一侧是一排两层楼房，楼下办公，楼上住人，外墙贴着石子，当年格外的气派。院子里，一排平房是粮食仓库。粮站的铁栅栏门已锈迹斑斑，推开时会发出“吱呀”声响，像在低声诉说着什么。
老一辈人仍有叫粮站“粮管所”的，因它曾名“粮油管理所”。计划经济年代，粮油统购统销，农民吃自家种的粮食，只有镇上少数单位上班的“公家人”——还得是有正式编制的，才能到粮站买米。记得读初中时，有位同学说他家买的大米每斤一毛七分钱，让我大吃一惊。后来才知，那时粮食价格实行双轨制，给城镇户口供应的粮食是低价。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都羡慕能“吃国家粮”的，觉得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仿佛那些白花花的大米里藏着某种神秘的优越感。
粮站在收获时节会格外繁忙。一是夏收小麦，二是秋收稻谷。农忙过后，农民都要去粮站卖粮，其中一部分是国家的征购任务。那时家乡主要靠水运，农民把粮食用船载着，或用桨划，或用竹篙撑，去到小镇上。我曾多次随父母去卖粮，粮站门前宽阔的水码头上停满船只，熟识的乡民打着招呼，各自把粮食口袋搬上岸，送进粮站过磅。空气中飘着新粮的清香，混着河水的气息。
因粮站对粮食的品相、干燥度等有要求，送去的小麦、稻子，都提前经过了晾晒和扬筛，可粮站常找借口压低品级。我常见农民在过磅处跟工作人员磨嘴皮子，求着把自家粮食定高些等级，好每斤多卖几分钱，一千斤能多卖几十块。他们粗糙的手掌小心翼翼抚过粮食，眼神里满是期待与忐忑。但多数人最终总会有些失望，可不卖又不行，黝黑的脸上写满无奈，也只能默默接受。
那些年，卖粮未必能当场拿到现金，有时会打白条，得等些日子才能结算。另外，那时农民种地不像现在有补贴，而要交农业税和各项提留款，这些钱都是卖粮时从粮款里扣除。这般一来，即便没遇上打白条，不少人卖粮后能拿到的现金也寥寥无几。总有些农民卖完粮，摇着头念叨下年不种粮了，打算去打工。他们的背影在夕阳里格外落寞，脚步沉沉地走向回家的船。
不过，多数农民卖完粮，手上总会有些现金。农民集中卖粮的日子，也是河边集镇最热闹的时候。粮站北边是供销社的门市部，里面有各种各样日用百货，还有能做衣服的布料。就像叶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里写的那样，手握钞票的农民会进去，选购家里需要的东西。沾着泥土气息的钞票被数了又数，才递到营业员手中。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开了票后用夹子夹着，顺着空中拉着的铁丝推向收银台，“嗖——嗖——”声此起彼伏，在我眼里煞是有趣。河边的路面上摆了不少小摊，卖儿童玩具的，卖卤菜的，把孩子引得挪不开脚。不少家长虽说舍不得，可难得来镇上一趟，总会给孩子买个小玩意，或是剁一块熏烧鹅带回家。
如今回老家看父母，我常散步到粮站跟前。供销社门市部早已关了多年，也没人来这儿摆摊了。河边建了个小凉亭，附近的老人会来吹吹风，聊聊往事。夏收、秋收时节，种粮人仍会来粮站卖粮，但农田已被大户集中承包，他们开着卡车运粮来，再也见不到当年繁忙热闹的景象了。听说现在粮站只剩两个人留守，他们守着这个地方，就像守着一段即将消逝的记忆。而那些关于粮食、关于土地、关于生活的记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