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振华
一座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山，无论它是否高大雄伟，也无论它精确的海拔高度，都会烙给登山者或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印记。
独秀山又名独山，卓笔山，俗名土山。山体并不高大，南北走向，长3.5公里，宽2公里，最高峰海拔396米。身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村民，独秀山的地理高度，在我没有查阅相关资料之前，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又因为这座海拔不高却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土山”，业已立项，开发成了独秀山公园。项目总投资达1.63亿元，建设面积达2900多亩，包括独秀史料展示馆、空中栈道及四个驿站、三条登山步行道、一条观光车行道、独秀山生态修复等工程，是一座集文化休闲、登高揽胜、康体养生为一体的文化山地公园，因此，挂在游人口边的那“爬上去”，提升到了“认识这座山”的层面。396米只是海拔高度的一种指向，对于决心要顺着蜿蜒至山顶的盘山水泥路走上去的游园人来说，难度的指向顿时锐减了，而登山的意义却在游园的同时凸现了出来。
打我开始记事，这座“潜岳绵亘，落平冈百里，顿起此峰”的独秀山，没有烙给我“陈独秀因山得名”的荣耀感，也没有烙给我“形势突兀，条干所为，明析可数”的思想印记；再加上地理距离并不遥远，即便乘车在山脚下或周边经过，绝少透过窗玻璃东张西望，自然也没有“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无所依附”的感觉。在口传耳受中，“土山”的乳名取代了独秀山的正名，毕竟乳名总要亲切很多，就像我现在回到老家，长辈的邻居们依旧喊我“二孬子”——以这声久违的“乳名”相称，看似谩骂实则亲切。昵称里是否饱含了疼爱，我没有认真梳理，但我乐意听到。感受到“陈独秀因山而得名”的“荣耀感”，是我大量阅读相关书籍积累起来的。晚清光绪五年间生于怀宁县渌水乡(今安庆市宜秀区白泽湖乡)的陈仲甫先生，原名乾生，字仲甫，谱名庆同，笔名实庵、三爱、由己等，号独秀山民。先生取用独秀山中“独秀”二字为笔名，在我而言，最早可追溯到1914年的报刊或文献资料。先生发表在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的唤醒国人的两篇文章《〈双杆记〉叙》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便是“独秀山民”和“独秀”。
人因山而得名，山因人而闻名！洞悉这一切之后，盘桓我心头许多年的疑虑顿时打消了。而今，我登山的双腿不痉挛了，狂躁且忐忑不安的心安静了下来。同时也为自己抚触并感念到的独秀山，因拥有一种“名至实归”而背负起“厚重感”——每每登山之前，我那仰望山体、盼望到达的情形，该和我对写作的“执着”，执意“上下求索”的姿态，有异曲同工之趣吧。
暮春的阳光在这开阔的山顶上显得舒缓而烂漫。只要视力、听力足够好，眼底的一切就呈现得通透、纯净而安详。万物在阳光的辐照下，发出并通透着本质的光芒，只要我们心中的信念足够强烈且具有排除一切干扰和痛苦的耐心，足以听见四季的风在上面拂过发出的声响！这种信念，对于只拥有百年生命的个人来说，就是一座巍峨高“山”！——我们的肉眼能看见实体主峰的极顶，但无法洞察自己心中那座“目标山体”的“极顶”。惟其如此，攀“山”的过程才显得极其劳顿却也最为重要，诚如加缪所言“人们必须相信，垒山不止就是幸福。”
天气晴好的黄昏，站在地理位置处在东边的独秀山顶极目眺望，能遥看西边的天柱山主峰，虽不够清晰，但不等于虚无。自古以来，独秀山虽无五岳之尊，却与天柱山齐名。致足赏爱独秀山顶，遥望天柱山主峰，就无异于站在一个“高度”比肩另一个“高度”(航空测定，天柱山主峰海拔为1488.4米)，这种虚拟的本没有可比性的物象差，地理高度差顿时间消弭了，也不重要了。就像我认真拜读、学习某位知名作家的那些成名作后，意念的轨道不自觉地驾驭着笔下的文字，向对方倾斜、靠拢，力争接近再接近。这不是“模仿”能定义的范畴，相反，可以拔高到“高山景行”的境界。
现在，我再一次地站在了独秀山的地理制高点上。穿越时空的维度，我“看见”了天柱山，没有仰望，也没有牵手，但肉体已悄然和山体融合，这便是开发独秀山公园的境界和姿态，同时也是一处温暖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