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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诗人相处的日子(下)

来源:绥化晚报 2022-04-01 字体:

吴宝三
 

酩酊不醉的王酩

  飘飘大雪,大雪飘飘,黑龙江省第四次作代会刚刚开幕,主席台上,应邀出席会议的著名词作家晓光脸色骤变,心情沉重地告诉我,王酩去世了,我要赶回北京去……20年过去了,窗外又飘起纷飞大雪,触景生情,我情不自禁地忆起王酩——这位杰出的当代作曲家。

  王酩是上海人,1963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分配到北京中央乐团从事专业创作。他已为100多部影视作品谱写音乐,其中有电影《黑三角》《海霞》《小花》《知音》《红楼梦》,电视剧《诸葛亮》《侠女十三妹》等。他创作的多首歌曲在社会上广为传唱,那年,全国15首获奖歌曲,其中4首系他所作。

  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乔羽作词,王酩作曲的《难忘今宵》经久不衰。这首歌在1984年春节晚会上首唱之后,那令人激动不已的旋律便响彻在历届春节晚会和大型晚会的演播大厅。它似可以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相提并论,将一种难舍难分的绵绵温情深深地融入朋友的心间。“难忘今宵,不论天涯与海角,不论新友与故交……”友情依依,余情末了。

  许多人是从《妹妹找哥泪花流》开始了解王酩的。在京采访,我单刀直入问起这首歌来。王酩告诉我,接受了为北影拍摄的《小花》谱曲的任务后,苦思冥想,夜不能寐,进展不顺,便回到故乡上海。一日在街头漫步,走到人民广场,看见贴大字报的人山人海,哎呀,这么多人,妹妹上哪里去找哥哥呀?突然一个旋律产生了,啊……啊……他的泪水哗哗往下流。怕别人看到此景误认为他是精神病,赶忙坐公共汽车回家,一口气写下这支曲子。回到北京,请凯传填了词。进入创作,王酩如醉如痴,好似着了魔,整个神经被音乐支配着。在家写曲子,整日和钢琴为伴,水开了,他看不见;饭糊了,他闻不着。他家的水壶和饭锅不知烧漏了多少。一次,他爱人从伊春老家探亲回来,推开房门走到跟前招呼他,他两眼盯着爱人,看了老半天,竟然问了一句:“你找谁呀?”

  王酩曾在辽西体验生活,我有幸同他成为朋友。他喜欢喝酒,且颇有酒量,白酒半斤八两不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称其“酩酊大醉,音乐迷人”。在辽西的日子里,我每天与王酩同桌用餐,席间,他常操着生硬的东北方言开玩笑道:“咋的啦?可别喝迷糊,喝迷糊就整不明白了。”然后指指自己,“我的名字是酩酊大醉的酩,咋喝也不大醉!”他几次急着要乘小木船去距兴城三十多海里的菊花岛采风,便对我说,咱们带上酒,带上吃的,把好吃的都给岛上的渔民,我们去吃渔民的饭,晚上就住在岛上,可以露宿,燃起篝火,喝酒、吃鱼干、盖鱼皮,那有多美呀!时值春寒料峭,海上的夜晚更是寒冷,大家见他穿着单衣单裤却要露宿,无不笑他罗曼蒂克。在菊花岛上,王酩常在海边买几斤硬壳蚶子,带回食堂,自己到厨房动手洗净烫好,端上饭桌。他深情地对我说:“我对大海是有感情的,我的父亲是渔民,我的母亲是花农,我在海边晒过鱼干,心和大海相通啊!”

  在兴城,中国女排在那里集训,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唱家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著名歌唱演员卢秀梅等演唱了我写的几首歌,郎平、姜英、梁艳、郑美珠、巫丹等女排宿将登台演唱一首《迟到》,台下的王酩坐立不安,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打算写一首像《迟到》这样的通俗歌曲,寻思找谁唱最合适。接着,他主动登台演唱了《妹妹找哥泪花流》,尽管声音嘶哑,但唱得非常投入,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因为有几处跑调,台上、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怪才诗人鲍雨冰

  森林诗人陈士果英年早逝,每每怀念,便想起另一位逝去的森林诗人鲍雨冰。

  令人难以置信,在所有认识鲍雨冰的作家、诗人之中,对他几乎都有微词;在交往中,没有和他闹翻或没挨他骂的,恐怕只有寥寥的几位。难怪这样一颗怪异的流星,殒落了,周围竟然无动于衷。

  近日与几位作家朋友相聚,席间说起鲍雨冰来,想是盖棺定论,大家众口一词:文人无行。老鲍是个怪才,对他的评价,似乎有失公允。我说想为他写点东西,众皆赞同,于是乎,就有了这篇追忆他的文字。

  鲍雨冰,原名鲍荣宝,1941年生于中国的马铃薯王国黑龙江省讷河县。19岁开始发表作品,发表森林诗500余首,出版诗集两部。他历任朗乡林业局秘书、《大兴安岭日报》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中国作协会员。

  在齐齐哈尔林校读书期间,鲍雨冰就开始写诗并向报社投稿。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有点驼背,每当写就一首诗,都步行送到报社去。即或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概莫例外,宽大的围脖往后一甩:“走,去《嫩江日报》!”身影便消失在漫天风雪中。这期间,他结识了《东北林业报》编辑、著名诗人满锐。在满锐的指导帮助下,他的小诗屡见报端。“文革”后,满锐调到北方文艺出版社,鲍雨冰的诗集在北方文艺出版社搁浅。因出书心切,有时不免出口不逊,从此二人中断了往来。

  大约与此同时,《黑龙江日报》副刊编辑、著名诗人陆伟然在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鲍雨冰,用较大的篇幅推出了他的《喊山声》。特别是《女人,大森林绿色的太阳》,他在这首诗中写道:

  我们的女人不是画上的美人,
  贴在墙上,只供欣赏。
  她们一手携着天真的未来,
  一手扶着白发苍苍。
  只因为有她们的目光燎烤脊背呀,
  一座座大山才能被搬进贮木场。
  守着自己的女人喝酒,
  酒也喝得舒畅;
  在自己的女人身旁睡觉,
  梦也灿烂辉煌。

  看,这就是鲍雨冰的诗!创作的成功,令鲍雨冰的头脑不免有些发热,当有的诗未被采用时,他有时憋不住竟给总编写信,状告编辑有眼不识金镶玉,结果又和众编辑弄僵。那一年暮春,鲍雨冰去南方参加一个规模较大的诗歌研讨会,国内一些著名诗人亦应邀参加。开幕式上,主持人刚刚宣布会议开始,鲍雨冰便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只见此公弓着腰,缓缓走向麦克风,两眼环顾一下在座的诗人,然后情绪激愤地说:“我向大会正式提出议案,将xx、xxx开除诗人队伍!”台下一片哗然,许多诗人纷纷提出抗议,吵得不亦乐乎。其实鲍雨冰并不认识xx、xxx,但却一直把这两位的民歌体诗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顺口溜”,忽视了作品的历史作用,乃偏见使然。

  “文革”后期,在文友的帮助下,黑龙江省林业总局局长张世军,给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王钊写了一封推荐信,王钊将鲍雨冰安排到《大兴安岭日报》做副刊编辑。老鲍在基层工作时,于“文革”期间,伤害过一些人,加之“爹妈没给一个好长相”,媳妇又难找,相当多的人对他有成见。他立志奋发图强,干一番大事业。他把自己比做作溪:

  突然,一道高岗拦住去路,
  你却没有绕道而行,
  打着旋涡潜入地下,
  丁冬,丁冬!是在凿击岩层。
  你在地下的响声,
  要高过在地面的响声,
  谁都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果然,在大兴安岭的艰苦岁月里,他写出了类似于《潜溪》这样的诗作上百首。尽管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夫人以卖冰棍贴补家用,但他对一切家务不闻不问,油瓶子倒了也不扶,爱诗、背诗、写诗,嗜诗如命,在很多诗人当中,恐怕除了他很少再有别人。

  1982年冬天,鲍雨冰从加格达奇来到北京,拜访著名评论家张炯。张炯回忆道,乍见之下,与他想像中的诗人似乎对不上号。他个子高而瘦长,肤色黝黑,高鼻梁,大眼睛,风尘仆仆,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身披厚厚的毛皮大衣,里面却穿着顶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粗犷而朴素,一口黑龙江土话。让张炯惊讶的是他极能背诗,不仅古代名诗人的诗,就是“五四”以来的新诗,从郭沫若到艾青、贺敬之、郭小川,提到谁的诗,他都能整首整首地背诵下来,那种超人的记忆力,令这位大评论家目瞪口呆,心里叹服。张炯说:“我这回真是遇见一位‘异人’了!”

  接着他又拜访了著名诗人徐刚。徐刚留他在人民日报社吃午饭。机关食堂中午没有喝酒的,鲍雨冰无所顾忌,要酒喝。只见他,只喝酒,不吃菜,也不吃饭,白酒啤酒一杯一杯往里灌,自卷旱烟一支接一支不住地抽,渐渐两眼发红,却毫无醉意。徐刚戏谑地说:“鲍雨冰你果然厉害呀,我真是开眼了,见到了一匹北方的狼。”

  鲍雨冰嗜酒如命,写诗离不开酒。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酒喝,他曾冲辣椒面当酒喝。小酒天天喝,且不间断。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和嗜酒不无关系。

  是年,鲍雨冰到渤海之滨的兴城疗养,仍终日喝酒写诗。一日,他得知林业部副部长张世军在此疗养,便让我给他引见:“是张部长推荐我上大兴安岭的,恩公啊!我要看看他。”我不想让他打扰领导,他却径直找到张部长的住处。敲开门后,自报家门:“我叫鲍雨冰,您是我的恩师!”张部长见这个四十几岁的人拄个拐棍,已有几分诧异,再说以前推荐过他的事已过去多年,早就忘却,便说:“我不认识你,你走吧!”我为站在那里的五尺之躯受此冷落而尴尬。不料,老鲍话锋一转,煞有介事道:“我向你汇报一个事,说完就走。”张部长有些不悦地说:“你说吧!”

  鲍雨冰郑重其事地说:“我代表大兴安岭130万人民,强烈呼吁您出任林业部长。70岁可以当部长,您才60多岁呀!”弄得张部长哭笑不得,只好道:“不要瞎说,”接着指了指沙发,“你坐下吧,我们聊聊。”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鲍雨冰仍然没忘记喝酒:“张部长,我不喝茶。咱们俩喝点酒咋样?”从此,张部长才真正知道了大兴安岭有个诗人怪杰鲍雨冰,啥诗都能背,喝酒斤八不醉。

  凡是和鲍雨冰喝过酒的人无不感慨,以他那样的家境,待客竟如此大方。据说,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一位诗友冒雨去看他,炒菜没有干烧柴,他竟把炕沿劈了,炒了两个菜喝酒。

  到大兴安岭之后,有位诗人去看他,他张罗四菜一汤:熊掌、犴鼻子、狍子蹄、鹿筋、飞龙汤。那时虽然没有推行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可他吓得文友不敢端他家的饭碗。就是在外地一起聚餐,他也大方得惊人。一次在兴城和作家谷世泰一起喝酒,老谷付了钱,鲍雨冰大吼:“你是局长,看不起我这个穷诗人!”非逼着服务员收下他的钱才罢休。

  每当想起在鲍雨冰家吃过的那顿饭,心就止不住酸楚。大兴安岭开发几十年了,他还住着泥瓦房,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像样摆设,阁楼上的卧室没有床,睡在地板上。那丰盛的菜肴和那张破旧饭桌以及大小不均的盘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是90年代初期一位中国森林诗人的现实生活。

  在兴城,几位作家邀鲍雨冰同去笔架山游览,每人骑一辆自行车。中途,见鲍雨冰落伍,便回去找他。只见他坐在路旁,身边摆了一大摞冰棍。我们不解地问:“买这么多吃得了吗?”老鲍不语,看着远方缓缓地说:“见到卖冰棍的大嫂,就想起我的女人。我现在想喝酒!”不是吗?如果鲍雨冰没有极其丰富的情感,他如何写得出《女人,大森林绿色的太阳》这般的诗?行至塔山烈士陵园,老鲍触景生情:

  青松环绕,
  石碑庄严,
  白云是高挂在天上的挽联,
  我把一束山花放在墓前。
  彩蝶有什么话要说呀!
  一忽儿飞近,
  一忽儿飞远……

  最难忘大兴安岭之行。1989年,挂靠林业部疗养院的《中国林业文学》创刊,为方便工作,打算配台小汽车。林业部常务副部长董智勇亲自给大兴安岭党政主要领导写一封信,请他们支持。作为主编,我持信前往加格达奇。

  火车应凌晨到站,因误点,直到早晨六点多钟才迟迟进站。地委宣传部的同志及一些朋友到车站接我,这其中亦有鲍雨冰。他因不能和“官方”一起行动,后半夜一直独自待在候车室,我感动至极。早饭约他一起进餐,他一本正经道:“我得按时上班去,还要开班子会。”他过去上班一向很具弹性,基本不按时上下班,怎么突然会这般积极呢?后来得知,他当了《大兴安岭日报》副刊部第二副主任后,不但每天提前上班,而且打水、拖地,这类事,他以往从来不干,现在他全包了。只有四个人的副刊部,三个头头,还开所谓的领导班子会,令我不禁哑然失笑。

  在地委小招待所,鲍雨冰从一个布兜里拿出他的《森林诗百首》校样,让我说说,请地委书记李春贺为这部诗集题个词。他直言不讳地说:“李书记在大兴安岭德高望重,如能题词,书好销。我这是借助钟馗!”李书记欣然为这本诗集题写了“为大森林文学鼓与呼”,印在书的扉页上。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怕抓辫子、打棍子,不怕再搞运动,若不然他怎么敢大胆地说“我用透明的心庆幸/月的周围没有风圈。”同时致林业部长,大声疾呼拯救森林——“铁路好像两条黑色的血管/要把大兴安岭绿色的血液全部抽干。”敢于这样做,是要有一定勇气,并准备付出代价的。

  离开大兴安岭那天,鲍雨冰到宾馆看我。他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现在已经是科级干部了,行署还缺一位党外人士的副专员,你看我有没有希望?”我坦诚相告:“没有希望!你自比猫头鹰,但你没有看穿夜幕的目光!……”看得出,他很失望。我注意到,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他没写出什么像样的诗,或许与一门心思想当副专员有关。未曾料到的是,这次道别竟会在记忆中永远凝固——不久鲍雨冰就匆匆地走了!

当这篇短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给鲍雨冰工作单位大兴安岭日报社的老社长挂了一个电话,问一问鲍家的近况。老社长动情地说,老鲍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鲍家住在大兴安岭专家楼,夫人也不再卖冰棍了,三个孩子也都已长大成人。

       吴宝三,黑龙江兰西人。中共党员。197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记者,林业部兴城疗养院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国林业文学》主编,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宣传部副部长,《大森林文学》主编,黑龙江省森工总局物资局党委书记、文联常务副主席。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委员、秘书长,《北方文学》主编。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王酩(1934一1997),80年代电影作曲家。生前曾任中国交响乐团一级作曲家,享受国家津贴,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轻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音乐生活报总编。主要作品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难忘今宵》《知音》《妹妹找哥泪花流》《祖国啊我父母之邦》《沙鸥组曲》,长笛协奏曲《与海的对花》,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等。

  鲍雨冰(1941一1996),笔名双雪、柳生。1962年毕业于齐齐哈尔林业师范文科班。历任齐齐哈尔朗乡林业局中学教师、秘书,帽儿山钢铁厂新闻干事,大兴安岭日报社副刊部编辑、副主任。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管理专家。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编辑:张桂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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