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秀媛
窗外，一面面五星红旗在大街小巷随风飘扬，夺目的中国红点燃了金色的季节，为新中国70周年大庆抹上绚丽的一笔。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子，照进屋里，铺洒在花瓣上，绿叶微微抖动。若没有电视的响动，或许，在某个静谧的时刻，会听见花开的声音。
年过七旬的父亲依旧坐在沙发的老位置，收看午间新闻。这是父亲午饭后一个固定的生活内容。已经退休多年的父亲，每日透过那个小小的窗口关注着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
父亲在上海住院前，我特意购买了手机流量，好让父亲通过手机上的“学习强国”软件，在病房里看看新闻、听听歌曲，我自己也能抽时间在上面学习。
病床上，白发苍苍的父亲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话很少。他一边输液，一边闭着眼听，我估计他要睡了，便调小音量，父亲便又睁开眼，我再调回去。
第二次手术后，一天，父亲让我开车拉着他到新华书店看看。转了一圈，父亲只买了两本书，一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另一本是新版党章。
父亲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和母亲都有在本子上记事的习惯。家里有一个老旧的红塑料皮笔记本，平时父亲或母亲在上面记录家中的“大事”和天气情况。比如，家人的生日、哪天出门去了哪里、住院用药情况、大的财务支出、哪个月又涨了养老金、哪天下了第一场雨雪……
那一天，我看到虚弱的父亲坐在窗前的书桌前，将钢笔灌满钢笔水，戴上老花镜，翻开书，在笔记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
我要看他写了什么，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用手捂住本子说，这一病，连手都抖了，写的字不中看了……
疾病和衰老，让那只手变瘦了，变枯了。那只手，我不知有多熟悉。从我学写字的那一天起，那只大手便稳稳地握着我的小手，从横、竖、撇、捺教起。从小学到中学，只要父亲在家，就主动辅导我学习。父亲是“老高三”毕业，对那些令人挠头的数理化难题，他几乎都能破解，再一遍遍讲给我听。我做作业时，他便坐在一旁看他的书。
我刚记事时，父亲几乎没有节假日，经常加班写材料、下乡办案。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电话。等到深夜，父亲还不回来，母亲和我便守着一盏昏暗的台灯，忐忑不安地侧耳留意门的动静。
那时候的冬季，格外的冷。小刀子般的西北风能刮掉耳朵，冒烟的北风雪能将人一夜掩埋，回家的路又远又滑，胡同里伸手不见五指……父亲的迟迟不归，总会让我联想到不好的事情。于是在那些数不清的黑夜里，我经常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心里惦记着父亲，眼里含着泪花入眠。
父亲的付出总是默默的、心甘情愿的。长久以来，熬夜写材料，父亲便靠吸烟提神；过度的透支，让父亲早生华发、将脊背压弯。可是，我从未听过父亲叫过苦、喊过累，也从未听过父亲因为职务的高低和荣誉的多少而发过一句劳骚。
而今，父亲已经是有着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父亲没有微信，也拒绝用我的微信转帐党费。那天,他拖着病体，一路走走歇歇，亲手将党费交给了党组织。
渐渐康复的父亲，手是温暖的，心是温暖的。温暖来自哪里？在父亲的心里，有一盏明灯在鼓舞着他、指引着他，让他的周身充满了正气，担得起一切，也放得下一切。
父亲，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党员，沐浴在澄静的阳光下，倾听花开的声音，自觉地守望着一生不变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