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们家乡“文革”的浓重色彩开始淡化。这一年刚入冬就来了一场大雪。我家编席子副业也随之开工。我当时上小学五年级，跟着父亲苗风林一起编席子、茓子。一天晚上，在我家后院住的村里赤脚医生赵友来我家，原以为是给父亲看病，父亲有病常年吃药，病重赵友就来打针。但从他与父亲的交谈中得知，是谈几个小青年帮我家干活换取父亲讲书的事。

　　父亲没有上过学，在1953年的新中国扫盲运动中学习识字。当时规定农民识字1000个以上为扫盲，干部和工人识字2000个以上为扫盲，父亲在扫盲班结束时识字超过2000字以上，获得优秀证书，并且由此被推选为裕民村村长。他时常带着一本可查繁体字的四角号码字典，《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家里的几本书情节烂熟于胸。

　　第二天，赵友就领着六个20岁左右年轻人来我家干活听书。年龄大一点的是金玉学、金玉喜哥俩。七人先通过抓阄确定第一天干活的两个人，然后轮换。几个年轻人也都知晓父亲比较拿手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薛里征东》和《林海雪原》。赵友提议先讲《封神演义》，大家都赞同。果然，开头几讲中，姜太公、周文王、哪吒、托塔李天王、苏妲己、申公豹这些人物被父亲讲得活灵活现，深深吸引了听书青年人，看得出他们享受听书的快乐时光。

　　每天晚上七点讲书与编席子同时进行，十点前结束。编席子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劳动量大且耗费时日。从高粱秆扒皮到编成炕席或茓子须完成六道工序。为了让两个边干活边听书的人保持注意力，我的任务是把高粱秆按粗细分成三种规格，他们俩使用搜子将最细的破成两瓣，最粗的破成四瓣，中间的破成三瓣。

　　在我家的小屋里，北炕编席子，点一盏大罩煤油灯，南炕听书，点一个小罩煤油灯。开始编席子、讲书都很有效率。几天后，来听书的人多起来，格局有点乱，就把门打开，后来的人在外屋听。他们中有人参与帮工，有人拿来蜡烛，顶替原来的煤油灯。

　　讲书，不同于说书，没有过多的演绎成分。它突出特点是忠实于原著，以书中的人物、故事为主线。父亲用一个牛皮纸封皮的本子写下当晚要讲的内容提纲。讲《三国演义》时，像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单骑救主故事情节有连贯性的章节，基本按照原著故事情节顺序讲解。而讲桃园三结义这一节时把不同章节中结义故事，张翼德怒鞭督邮，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串在一起讲。这样讲的好处是凸显故事的完整性，对听书的人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有时，听者也提出问题。一天，开讲前金玉学向父亲提出一个问题，上一讲你讲葫芦谷火烧司马懿，可我家老爷子说上方谷火烧司马懿，哪一个正确。金家老爷子读过私塾，当时人们印象，年龄大的读过私塾，年纪轻的读过老高三才算文化水平高。父亲这时把已经发黄的《三国演义》原著拿出来，重新梳理故事情节，然后说，上方谷像裕民乡一样是大名称，葫芦谷像双庙子屯一样归上方谷所辖，没有对与错的问题。对于这种解释大家表示一种认可的态度。

　　进了腊月，各个家庭开始忙年。《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基本讲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帮工听书停下来。这一年，我们家席子、茓子比上年多编十几领，因此家里的年货办得很丰盛。

　　更有意义的是，听书的青年开始不满足于听，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书阅读，然后交换看书。我拿我家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与村里、班里七八个青年人交换，看到了《西游记》、《聊斋志异》、《苦菜花》、《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十几本书和多册钟爱的连环画。

　　由听书到读书，我们这伙年轻人从书香中汲取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