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基云
总觉得，乡间的年，是在一阵阵脚步声中真正活泛起来的。
这脚步，是从初一清晨的鞭炮灰屑里踏出来的。纸屑的红还带着硝烟气味，弥散在清冽的空气里。这时候，拜年的人便从各家各户的门槛里溢出来了。人人都是簇新的，一身“行头”笔挺，平日再节俭，今日的衣裳也必是鲜亮的，鞋也是刷净的。这是无声的展览，一年的精气神，都在这崭新的面料上微微发着光。
拜年是有规矩的。同村里的人，总要先紧着血脉近的。于是，一家家挨着去，先去大伯、四叔的堂屋。进了门，高声喊一句：“给某某拜年啦！”声音洪亮，仿佛要将一整年的敬意与亲热，都倾在这几个字里。主人便忙不迭地迎来，脸上堆着被这喧嚷烘得热气腾腾的笑，一把把瓜子、花生、花花绿绿的糖果，不由分说地塞进大人小孩的口袋里。
孩子们是这队伍里的精灵。他们手里攥着布袋，甚至结成小小的“远征军”，挨家串户，童音清脆地喊：“拜年拜年！”那声音，不带一丝杂质，纯粹是欢喜的。得了糖果，便聚在一起比较：谁家的大白兔奶糖多，谁家的水果糖更香。贪心的，或觉得某家格外大方，竟有腆着脸再绕回去喊第二遍的。主人家见了，也只是笑骂一句“小馋猫”，照样抓一把递过去。
这便是乡里最朴素的法则：“天差地差，来人不差。”平日里为田埂地界红过脸、拌过嘴的两个人，今日若有一方先踏进另一方的门槛，喊出一声“拜年”，那过往的不快，便像落在热茶上的雪，顷刻消融了。主人端出的，必定是珍藏的好烟，泡上待客的“瓜片”。一碗茶、一支烟，闲话几句，那心结似乎就被这氤氲的热气给熨平了。邻里间的情分，仿佛也在这年复一年的走动中，被重新夯实了一遍。
到了初二，拜年的半径便画大了。人们提着简单的“礼”：印着“福”字的铁皮盒子装着饼干，或是用旧报纸裹得严实的一斤红糖，开始走亲戚了。如今，这队伍里似乎总是姑爷给丈人家拜年的多。小路田埂上，尽是拎着礼盒、穿着新衣的人影，像一条条彩色的线，将散落的村庄与亲情，细细地缝缀起来。孩子们最爱这光景，不用写作业，不用做家务，走到哪里都是座上宾，有吃不完的零食，还有年龄相仿的堂伴表亲，可以街巷田野疯跑。
不知从哪一年起，大概是上了初中吧，我对走亲戚的兴致便像春日里的河水，悄悄地落了下去。做作业固然是个由头，更怕的是亲戚们那热切的、无处躲闪的探问：“考试排第几呀？”“将来想考啥大学？”那些关切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身上，让少年敏感的心，只想缩进自己的壳里。拜年，于是成了一件甜蜜又微微负累的事。
后来听大姑父说，拜年是不怕迟的。有一年我去得晚，已是正月底，颇有些不好意思。大姑父正在侍弄蜜蜂，听了只是笑呵呵地摆手：“不迟，不迟，老话说，‘拿刀去割麦，家里来了拜年客’。”这话让我一怔。麦子黄透，已是五月的天气了，那时节，竟还有拜年的客么？我未曾亲见，但转念一想，平日为生计奔忙，亲戚间疏于走动，待到清明祭祖，家族聚得齐整，顺便将年前欠下的那声问候补上，叙一叙旧，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拜年与祭祖，一个指向生者的热闹与亲睦，一个通向逝者的追念与肃穆，竟在这忙里偷闲的时节，奇妙地融为一体，完成了一种情感上的“一举两得”。
如今，乡间的年味也渐渐淡了。那浩浩荡荡的拜年队伍，那孩子们喧嚷着讨糖的盛景，已难以见到。人们习惯在手机屏幕上，发送千篇一律的祝福。我偶尔也会想起那一声声热辣辣的“拜年了”，想起口袋里被捂热微化的糖果，想起大姑父那句“拿刀去割麦”的从容。
那不仅是对迟来问候的宽宥，更像是一种对时间的、古老而温厚的理解：只要心里念着，情分总在那里，像地里的麦子，到了时节，总会黄，总会有人记得来收割。拜年，或许就是我们收割情谊的，那个最初的、充满仪式的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