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群
21岁那年，我从一所中医药卫生学校毕业，幸运的当上了村卫生员。
那时村委会叫大队，我们卫康村大队部在村东头，紧靠着公路，挺气派的一排红砖瓦房，院里栽着挺拔的松树，院外是高大的杨树。天蓝色木窗木门，进门东边几间是办公室，西边两间是卫生所。
一挑开卫生所印着红十字的白门帘就闻到一股子来苏水味儿，别人都说闻不惯。可我天生就喜欢这个味儿。
在卫生所我主要负责卖药。刚开始我还干护士的活，但青霉素试剂的配制我弄不好，测血压也量不准，凡是程序繁琐需要动脑筋的事我都不稳妥。那次是来了位精神不太好的女患者，小李大夫给开了输液的药，还有肌注氯丙嗪。那天患者比较多，我晕了头，没仔细看医嘱单子，竟把两只氯丙嗪掺到静点药里输上了。几分钟后，小李大夫问我小针打了吗？我说点上了。吓得他脸都白了，慌忙拔针。差点酿成事故。这次后，除了静脉注射，别的他都默默自己干了。
小李大夫以前都是上门看病，背着药箱子，骑着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听说哪家有病人，立马骑车就走，村民们都对他赞誉极高。
小林大夫也能开方看病，但人们都认他爸不认他。每来患者，小李大夫看完，他都要恳请人家让他摸摸脉，看看舌苔，然后认真记在本子上，再用《内经》里的话跟病人讲几句病因病机，有的人服气，有的人不服气，他也不计较，笑嘻嘻地干别的去了。没事时，他经常穿着白大褂去跟一帮孩子扇“啪叽”玩儿。
有次小李大夫不在，一位大叔来打针，药兑好了，小林让我打，我让小林打。其实我俩都是“二五子”，上学时学了，扎不对地方能扎到神经上，我俩都怕。那位大叔紧张兮兮地脱了裤子，已经撅着屁股趴到了床上，我俩还在暗中推搡。小林没拗过我，掐着针上了。一着急，握针法也忘了，像攥根锥子似的，一会远一会近的比量着，突然猛的一针戳下去。那大叔比较瘦，黑不溜秋的屁股绷得紧紧的，被扎得“嗷”的一嗓子，差点站起来。我实在憋不住笑了，小林也笑。针就在屁股上颤微微地扎着。我示意他推药。大叔“哎吆，哎吆”地叫唤，我俩笑得更厉害了，一管药推了好几次才推进去。拔针时却费劲了，怎么也拔不动。我俩轮番上阵，拔一阵笑一阵，笑得都站不起来了，大叔也笑。小林说放松、放松，又拍打又揉大叔的屁股，总算把针薅出来了。一看，针头都弯了。这件事我俩想起来就笑一阵。
乡里计生站有时下来给适龄妇女做检查，带环。检查室就设在我们卫生所里屋。头一回看到脱得光光的女人，真有点抹不开。可计生站也有跟我一般大的姑娘，不以为然，我也就假装见过世面的样子了。其实我那时啥也不懂。卫生所里好些上面发给村里育龄妇女的的避孕用品，也没人来取。我闺密刚结婚，我觉得这玩意她能用上，就经常装包里一大把，回去给她。村里的女人见着，都笑嘻嘻意味深长地瞅我。
我最喜欢的是去县医药局进药，中午可以在街里吃一顿饭，一人一碗面条。回来时，雇个毛驴车拉药，我坐在车上，小李大夫和小林大夫骑自行车在后面跟着，他们俩个边骑车边说着有意思的事儿，车骑得“曲里拐弯”的，我听着，也跟着他们哈哈笑。那时夕阳红彤彤的，将路旁的田野和树林照得金红色，光线透过树空照过来，小毛驴“哒哒哒”像跑在闪亮的一格一格的巨大琴键上。
遗憾的是，卫生所在那年秋天解散了。
时光匆匆，一晃三十年过去，我们都走了不同的人生之路。小李大夫在村里开个小药店至今。小林大夫去了外地，听说现在经营着一家挺大的医药公司，只是他与小艳分手了。我却从此再没做过跟医药有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