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方
正午时分，送女儿到高铁站。
路有点堵，车有点颠。
可是这都不应该啊，这条路平时基本通畅，车行也很是平稳。
今天坐的是网约车。和以往不同的是没有到地下停车场，而停在了地面上。
下车时阳光正好，略微还有点晃眼。
周围也有车，停放秩序也有点乱。不过人和车、车和车，谁也碰不到谁。
一路进去候车室，扫二维码、出示绿码，在进站闸机前停下来。
我们贴了贴彼此的面颊，其实更多是口罩在摩擦。
我们就只是探着头贴了贴脸。左边，右边。
我们没有拥抱。她太瘦了，我的手臂长得多余。而她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举着身份证。
看她刷身份证进了卡口，过了安检，从安检台上取下行李箱，转回头向我招手又向前去。
候车室并不是很长，但她愈行愈远，身影一点点变小，混入人群，被遮挡着一点也看不到，看不到她黑色的裙子、紫色的上衣和头上豆绿色的发箍。
看不见她的身影时，我的眼睛润湿了，慢慢凝成一滴泪。
这将落未落的泪水让我有点不认识我自己。
七年前她离开家上大学，我送她到学校。一早报到后，我在学校配发的床单和被罩角给她绣上小小的“林”。这是她的姓氏，为的是将来换洗晾晒时不会收错。因为要赶午后的火车回去给学生上第二天的课，本就粗糙的女红越发粗枝大叶起来，好在她不嫌弃。那会儿的挥手作别很是轻松，四十出头的我没觉得离别和感伤，想的是我们各自都会展开一段崭新的、奇异的旅程。
三年前她读硕士的时候，我仍旧送她到学校。趁着新同学未到，在她的宿舍里小住，一起收拾书本、洗衣服、晒被子，一起吃她推荐给我的外卖，这些外卖是她四年大学生活里最认可的美食。是的，她是在本校读研。
她硕士毕业，我没有办法去观礼。毕竟连毕业生都只能选派少数人出席，毕个业想和导师合影都成了异常艰难和曲折的事情。这让人无奈的疫情啊！
说起她的瘦，她说：“我们不能出校园，连外卖也吃不到！”
如今，她还是继续求学生涯，我却不能陪她去学校了。疫情背景下，单位要求我们“非必要不离哈”。
于小家和我个人而言，陪她走一趟算不得“非必要”，可于大局而言，这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件事，的的确确是“非必要”的。退一步说，对她而言，应该也是不必要的吧——这七年间的来来回回，除了入学那两次，哪一次不是人家自己走的呢？想送，只是想送她一程，不是因为她真的需要，而是想为自己求个安慰，假装未曾缺席她人生的每段路程。
她上大学时，我在回程的路上写下一篇《从此，空巢》。那是我唯一一篇在手机上完成的文字，淡淡的情绪打动了好多人。虽然这题目看来似乎很是失落，但我心里其实并没有。18岁出门远行，孩子们的人生多的是未知和探险，却也能有太多生机勃勃的希望和瑰丽奇伟的色彩。
三年前，我没有为她写下什么。因为我觉得她的人生就像一辆战车，在它该在的轨道上前行，那么前行就好了，哪有那么多可说的！
可是如今，送她，我却不期然有了一滴泪。
这一滴泪让我想了很多。
我从来不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从前送她也就是送她，只是想帮她提一段重重的行囊。她进站，我们就多是嘻嘻哈哈地挥手，偶尔亲一下肉肉的小脸，不等她的火车开，我就已经在回家的车上了。有时还会一转身就去顺路的宜家商城逛个小物件，再吃个心心念念常惦记的冰淇淋。
可是这次，我是真的心疼了。
像她一样的年纪，我已经送了一届高三毕业班了。一千多个日子，那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孩子每天恭恭敬敬地喊我“老师”，“失散”多年以后还有人找到我的微信跟我说感谢。
像她一样的年纪，她有的同学已经是妥妥的“社会人”，也有的刚刚步入职场，满面春风地畅想未来。当然，也有和她一样选择继续求学的。她硕士同寝的女孩去了香港读博，说听不懂粤语，说地狭人多感觉很挤，说宿舍的床只有80公分宽。女儿说，和她的80公分比起来，我的90公分立刻很幸福啦！
读博士，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
曾有师妹在师门聚会时笑着跟我们讲，读书时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找医生，心理医生问她是博士还是硕士读几年级，然后说：“才博一，来得有点早啊！”师妹说起时我们哄堂大笑，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笑声里的苦涩。细品医生的话就知道，去做咨询的博士生不在少数，不同程度的抑郁与这个群体几乎如影随行。我自己也在这阴翳中苦苦挣扎过。
女儿高中和大学时候的同学有的“已婚已育”了，他们也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也有毕业三年安然享受单身生活的，那是真的享受，不是“单身狗”。我咬紧牙关和自己说“不要着急不要催”，但也真的希望她能遇到合适的人，谈一场不负青春的恋爱，然后有一个人能与她在未来的岁月里相依相扶。
我坐在地铁上略微神伤的时候，她拍了张雨线划过车窗的照片给我，她说“下雨了，还挺大”。
见证整个过程的，当然还有从来少不下的林教授。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只是结尾的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