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首穷经 只为史真
三位老人的抗战史志情缘
抗日战争既波澜壮阔又艰苦卓绝，成为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凝聚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也积累了丰富的文史资料，及时整合好抗战史志迫在眉睫。传承弘扬好抗战精神，对史志写作者来说，必须做到“三救”：即是：只争朝夕的抢救、精确无误的校救、锦上添花的补救。本刊作者分别采访了三位高龄老人，他们都酷爱史志写作，对这“三救”有着亲身体验，谈得深刻贴切，很有见地，虽然讲述的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感悟：要书写好抗战史志，一定要怀有神圣的使命感和严肃的责任感，做到竭智尽忠。
史志是给读者看的，公众阅的，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来不得半点虚假。如何写好抗战史志，三位老人为我们提供了样板，加以仿效，大有裨益。
王捷——只争朝夕的抢救
张雨璇
王捷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为抢救抗日战争史料，他骑着破旧自行车跑遍全县村屯，走访调查500多人，几乎找遍所有的知情人，历时十余载，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终于完成翔实记录侵略者在庆安犯下的罪行，以及民众奋勇抵御外侮的长篇巨著《庆安抗日风云录》。此后，他又连续写出记录抗战时的可歌可泣事迹文章12篇，发表在省市报刊上。这位退休老人为抢救文史资料，堪称呕心沥血、竭尽职守。
观情感到迫在眉睫 萌发急速抢救愿望
王捷从教师岗位离休后，就被当时的新民乡聘请写史志，在走访调查中，他惊人地发现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全乡直接参与抗日斗争和支援抗联的爱国志士竟有67人，其中34人被捕入狱、19名被残害致死，就是幸免活着的14人也都七八十岁，生命垂暮，抗联的那么多动人事迹，却没有几人知道。对此王捷深感惋惜,他认为这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很好的红色基因教育素材，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尽快抢救整理出来。为此，他陆续整理出一些文史资料发表在《庆安文史资料》上。但是，真正促使他写本专著，详细记述抗战光辉历史的动机，还是在他72岁那年。
那年王捷应邀给学生上爱国主义教育课，当讲到侵华日军杀人放火场景时，学生一脸茫然，无动于衷。当时王捷的心猛然颤抖，有种被火灼伤的感觉。他深知年轻人对抗日战争的认识越来越淡薄，难以领悟到那个时代的悲惨和伤痛。尤其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在世的已经不多，自己应当抓紧时间抢救那段历史资料。他以古稀高龄立下志愿，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抗战历史写出来，留给子孙后代。
为此，王捷从那时起，决定走访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或知情人，写一部完整系统的抗战史书以教育后代。从那年7月起，他开始了艰苦调查，选择了最偏远的丰田乡。当走到呼兰河河套时,他突然感到双腿像棍子一样僵直回不过弯儿来,只好躺在路旁灌木丛中休息一会儿,由于过度疲劳,躺下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猛然看到不远处有两匹狼,坐在离他十步远的地方瞪着眼睛看他。他急中生智忙把自行车前轱辘立起来，两个家伙吓得仓惶而逃，他不禁有些后怕。
当他回到家中向家人叙述这一幕时,儿女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便把车子藏起来，再也不让他出门。一向温和的王捷动怒了，生气地说：“你们以为这样做是关心我吗，其实是害了我，一天完不成夙愿，我就很难受，死了都闭不上眼睛！”家人没办法只好由他的性子去做。
遭难仍旧马不停蹄 持续倾情下力采访
王捷在奔波采访的日子里，艰苦和困难总是如影随形。有一次，他到同乐乡一撮毛屯调查日寇追杀抗联遗孤情况时，知情人恰巧到新青山林场走亲戚去了，不知啥时候回来。王捷一听就着急了，蹬起自行车就往林场赶。那一天他骑车百里，累得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手一个劲地剧烈颤抖。招待所工作人员看他这个样子，就说：“老爷子，你这不是傻吗，就不能等明天再去？”王捷苦笑着说：“年轻人你不懂啊，抗日战争知情人为数不多了，而且都是八旬以上的老人，有些人今天晚上脱了鞋袜，不知明天早晨还能不能再穿上，我得抢救史料啊！”
王捷怀揣使命，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同时间抢，同生命争，分秒必争地抢救抗战史料。他的冠心病和高血压都很严重，稍微一累就心慌气喘，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坚持走村串户调查走访。夏天还好说，最怕的是冷天，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平时就尿频，一遇冷着凉，几十分钟就得小便。有一年初冬，他去建民乡曲家屯采访，天还下起小雪，手指很快冻得麻木了，小便之后，怎么也系不上裤扣了，只好一手提裤子，一手推车前行。采访结束以后，雪越下越大，被采访人对他百般挽留。王捷想到时间宝贵，住下就白白耽误了一下午，便谢绝了好意，推起自行车上了路。雪后的土路粘住车轱辘，走几步得抠一下泥，他硬推着车子赶到下一个屯子。
王捷在十多年的走访过程中，行程几千里，跑遍全县所有村屯，共收集资料20多本，记下30万字的资料。待所需资料齐备后，他已经80高龄了。他为集中全力写好这本书，搬到女儿的空房里，自己做饭，说是做饭其实就是以方便面为主，还时常废寝忘食。他有心脏病，他身边一直放着速效救心丸等药物，夜以继日地写作，就是怕自己“临走”之前完不成这部著作。
遇遗难题刨根问底 弄清真相方肯罢休
王捷对调查史实非常严谨，一丝不苟，不敢有丝毫差池。他认为写史是给后人看的，应当准确无误。他在调查“智擒收降团”事件时，发现有个环节与史料记载有出入，为了弄清事情真伪，他一直往事发地跑了7趟，找遍了所有知情人，还翻阅了5本有关资料，直到弄清事情真相。
王捷采访调查史实从不放过一个疑点，哪怕再困难再繁琐，也要搞清楚。土匪出身的义勇军总司令汤荣，群众对他说法不一，功过也众说纷纭。为了彻底弄清汤荣和义勇军的真面目，王捷沿着义勇军当年的行动路线，断断续续地调查了三年，行程500多公里，走访了40多人次，终于把汤荣的身世和他一生所为调查得一清二楚，还原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的真实面目。
史实上弄混记错史料的情况时有发生，王捷认为写史志不能满足于现有资料，他总是进行细致地调查研究。新民乡曾家屯抗联秘密交通员李秀兰意气用事，曾导致36人被逮捕，李秀兰却被保释出狱。她为什么能被提前释放，有人说她叛变，有人说她机智，由于历史久远谁也说不清楚，王捷不甘心照抄史料，多次自费到抚顺、哈尔滨等地寻找当事人，反复考证事发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为此他花了上千元的路费，终于弄清事情真伪。
王捷对史料格外珍惜。有一次，他到县民政局查阅资料，新接任的档案员找了三遍都没找到所需要的那份资料，王捷有些沮丧，愣了半天竟然哭了起来。民政局领导见他哭得很伤心，忙说：“老爷子别哭，我帮你找。”后来在一个资料柜里找到了那份资料，王捷这才破涕为笑。
王捷毕竟年过八旬，伏案时间一长，就两眼干涩，头晕目眩，腰酸背痛，但他始终不懈地埋头写作。几乎天天四点多钟起床，一直写到深夜十一二点，历时五年多，在他84岁那年，完成了40万字的呕血之作《庆安抗日风云录》。成书之后他不忙于出版，而是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多次征求各方意见，经过五易其稿才定稿。等书稿出版社复印在际，他再也支撑不住病倒了。子女们都埋怨他说：“你这是图个啥呀，为写一本书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值得吗？”王捷苦笑着说：“值呀，太值了！我不怕自己死，就怕历史被遗忘，我写出这本书就是让世人永远铭记抗战，这是我一生做得最值得的一件事情！”
陈士平——准确无误的校救
王亚义
陈士平今年已经76岁，退休前一直从事宣传工作，后又调入绥化日报社当编辑，大半生从事新闻写作和文化宣传。他在岗位中养成了严谨作风，任何文稿发出去都不能错漏一字，对他的稿件领导十分放心，送他绰号“托底放心的编辑”。
陈士平退休后，仍发挥特长，从事史志研究工作，近几年先后编写了30多篇史料文稿。他对抗战题材的文稿更是情有独钟。自己的文稿极有差错，对别人文稿的错漏也热心改正。
宁可脱层皮 也要纠正一个字
绥化区域的庆安、青冈和北林一带，在抗战时期是抗联西征部队的主要活动区，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也多如牛毛，层出不穷。有些写作者认为都是近代事比较熟悉，往往先入为主，把事情弄混。日军侵占庆安不久，活跃在乡下的共产党员创办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直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定名“特别党支部”，从此抗日斗争有了党的领导，开展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平安镇政府为弘扬特别党支部的光辉事迹，特意在特支成立之地竖起大理石碑，上面刻写着碑文。陈士平到乡下办事路过石碑，细读了碑文，发现碑文有误，把本是“中共满洲省委直属的庆城特别支部”，误写成“中共北满省委直属的庆城特别支部”。虽然只差一字，但年代却相差六年。因为庆城特别支部设立时，中共北满省委尚未成立，显然是大错特错了，这样的史志错误会贻笑大方。
陈士平认为历史遗址是客观存在，不能仅靠传说确定，必须拿出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才能获取有效的依据。他冒着酷暑，多次亲赴乡村走访调查，还多次到文物局和档案馆查询资料。有人见他汗流浃背，脸上蒙了一层灰，身上脱了一层皮，就劝他：“你这个老人可真执着，为了纠正一个地名，何苦这么辛苦。”陈士平轻笑着说：“咱得对历史负责，不能以讹传讹，那样会贻害后代。”他就是靠这种执著精神，终于使文史资料多处错误得以修正。
哪怕跑断腿 也要校准一件事
东北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拥有四十几个少数民族，常因语音翻译造成误解，这成为陈士平着力研究的课题，也让他为了校正颇费周折。兰西县民河村有个金代古城名叫“女儿城”，民间艺人就编出“这个城为金兀术女儿所建，连同金军将士眷属也都驻扎在这里，因此得名‘女儿城’”。由于抗战史料也这么记载，直接影响抗战精神的弘扬。陈士平认为出现如此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够了解，只从语音解释上认定才会造成误读。金代后期蒙古族大军铁骑风暴入侵金朝，造成女真族城毁人亡。古城一带几百里无人烟，由于地广人稀，当年对古城的误传也流传至今。女真族音称女儿为“萨尔罕锥”，这个语音与城名“女儿城”之音不相符，因而说此城是女真语地名难做定论。再说此城是金兀术女儿所居与历史也不相符。当时金兀术一直忙于征讨辽国和对宋朝的侵略，其军营都设在金朝中部的郊区，根本无暇北顾，这个城根本与金兀术女儿无关。
那么“女儿城”的名字又从何而来呢？
陈士平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民间编造的地名；另一种可能是满族“牛录”的变音，甚至是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的异音，但这与“女人”均无关。这是陈士平的论断，要确认此争议必须加以论证。为此，他多次跑到民和村一带走村入户进行调查，坐在老人炕头唠，蹲在女人灶口谈，为的就是得到一个论证。仅民和村，他就顶风冒雪跑了十几次。功夫不负有心人，此争议终于得到确定，女儿城不复存在，是一个编造的虚名，不应写进抗战史，而误导众人。
即使磨破嘴 也要弄清一个人
陈士平对东北抗联在绥化一带的活动十分关注，因为绥化是抗联三路军同日军搏斗的主战场，他特别对抗联6支队和12支队在北林、兰西、庆安的活动尤为关注。
80年前，抗日战争取得近代第一次完全胜利。那些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战英雄，有许多牺牲在这片黑土地上。但是人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就连编入抗联史料的也不多，抗联12支队代理队长徐泽民就是其中之一。
徐泽民早在1935年就到庆安组织秘密交通站，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后又率队进行过多次著名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指挥的敖木台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人，弘扬了抗联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由于徐泽民从事的多是地下斗争，又牺牲得早，民间对他传闻较多，其中许多是误传，需要明确校正。
陈士平认为，搜集整理徐泽民事迹虽然有许多困难，但也必须澄清，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抗联的整体荣誉，他克服种种困难，为了解情况方便，不管多远的路都要骑着自行车去，即使得到的仅是只言片语，也不放弃。有位九旬老人是徐泽民的知情人，但他有些糊涂，对往事说不清。他就三番五次去采访，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写到他参与编写的《彩虹在血花中闪烁》的抗联故事集中。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继续探索历史留下的谜题，给抗战史志一个清晰准确的印记。”这是陈士平的情怀，值得颂扬。
邹本栋——锦上添花的补救
庄义彬
八旬老人邹本栋下过乡，教过书，也从事过图书馆工作，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弘扬红色基因的重要性。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他着手研究地方史志，重点以抗日斗争发展史为主。他是庆安人，对庆安抗战史情有独钟，几乎细读了庆安所有抗战史料，从中发现史料过于偏重短文，有些支离破碎。为此，他竭尽全力进行补录工作，紧紧抓住缺项、漏项、疑项，撰写出《庆安抗日斗争史补录》专著，得到老抗联战士、原省政协副主席于敏的高度重视，亲自书写条幅：“祝贺庆安人民，发扬抗联精神，建设美好庆安”，并作为礼物赠送给他。
瞄准整体缺项 致力写透支柱
庆安在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中，人民群众团结一致豪情满怀，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抗联。支援不可阻遇，力量不可战胜。他们听从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形成民族的整体觉醒，凝聚成坚强力量，这种力量集中表现在抗日根据地上。
庆安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并且坚持长达10年之久。这个根据地就是以北满省委所在地老金沟为核心，辐射到同乐乡一带。然而在众多文史资料中却没有明确表述这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明显的整体缺项。邹本栋在《补录》一书中，作为“前言”加以论述，指出毛泽东早在延安就鲜明提出根据地的标准。他认为老金沟区域完全符合根据地标准：其一，北满省委机关设在老金沟，有党的直接领导；其二，老金沟坚持分期分批整建制对部队轮训和集结；其三，广泛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不仅涌现出孙德珍、尹凤阁等全国支抗模范，还出现先进个人68名；其四，老金沟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是打游击的绝佳地域，完全符合根据地标准，不应该缺项。
老金沟根据地能够在敌占区得到长期存在和巩固，邹本栋作了详细分析，指出根本因素：一是有党的正确领导，二是有群众的热情支持。从而得出结论“根据地是打好游击战争的重要场所和坚强堡垒，也成为抗日战争的支柱”，不应遗漏和忽略，这是重大失误，在宣传抗战精神时应加以补录，并作为重要章节加大力度宣传。
抓住主轴漏项 全力选定纲绳
抗战初期，活跃在黑龙江的抗联三路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进行西征，途中一边行走一边抗敌，依托山高林密优势，打的都是游击战，因此庆安成为抗联的主战场，军营都设在隐蔽的山区，有较大规模的密营就有36个，密营也成为抗联活动的主轴。然而文史资料对此的表述却是轻描淡写。邹本栋认为，密营既然成为抗敌斗争的主轴，就应该浓墨重彩地讲述，从而达到从密营透视辐射抗联精神的目的。基于这样的思考，邹本栋从三个方面进行补录。
用力写透生存状态。抗联设在庆安的密营都是从实地出发，建得各式各样，不拘一格。为摸清密营状况，邹本栋跋山涉水进行了艰苦的走访调查，几乎走遍了庆安、铁力、桃山一带的密营，但令他惋惜的是密营大多成为一片废墟，这就需要登门入户走访知情人，经过两年时间，才摸清密营“房舍”状况。巧借破窑洞：由于日寇对山区抗联大“扫荡”，把在林中烧炭采石的群众纷纷赶下山，工棚被迫遗弃，变得破烂不堪。抗联对这些棚舍重新进行维修、补建暂住于此。开凿地窨子：抗联在山坡向阳的地方开掘出类似房间的密洞，俗称地窨子。地窨子由暗道相通，便于联络集结，也有利于防炸，密营多建有这样的地窨子。搭建木楞房：选择依山临水、背风向阳地方，搭建板夹泥房，房后有高大树木遮住房子，房前开门设窗。墙壁则在双层木头中间夹上青苔，再抹上泥。房盖用榛条野草编织成草帘子，再压上树皮。这种房子虽然无比简陋，抗联却被看作是“宫殿”。
用情讲述艰苦抗战。战士住这样的房子艰苦不必说，最难的病号伤员，由于敌人封锁，药品难进山，只得采用土办法，没有消炎药，先用盐水把伤口周围冲洗干净，再把枪探子烧红消毒，缠上纱布，伸进伤口，来回拉动，以除脓血烂肉；没有麻药，只好咬牙硬挺，刮骨疗伤在密营成为常事。因房舍简陋潮湿见不到阳光，伤员病号十天半月也得不到好转。
用心书写敌人破坏。虽然密营设在山区密林深处，极其隐蔽，但也会导致暴露，日军时常进山清剿，一个房舍还没搭建完，就被日伪军毁掉了。因此，捍卫密营的战斗经常发生，而且十分激烈，充分彰显了抗联将士不屈不挠的精神。
针对百姓疑项 着力贯穿红线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近百年，知情人大多也不在世了，对抗战中的一些事情众说纷纭，加之一些文史资料各执一词，各说各理，必然会引起百姓疑虑。面对这种情况，邹本栋动情地说：“我们作为史志研究人员，对世间疑问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应当站出来，给予正确解答，这是我们的责任。”邹本栋“三找肉丘坟”便验证了他所说不是谑言。
1932年，就在小鬼子入侵庆安的那年腊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一群学生装束的人骑着马从东朝庆安“一撮毛”方向奔来，当赶到克苏里村想住下时，突然被埋伏在村外的日军走狗、土匪头子曹荣和徐景阳率领的300人团团围住，他们号称是官兵队伍，其实是改头换面的土匪，随后双方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官兵”不断猛烈攻击青年队伍，死者甚多，幸存者点燃了柴垛，才侥幸逃生。等到天亮时，曹荣的人马打扫战场，发现死伤的人接近50人。曹荣向村民宣称打死的这些人都是“土匪”并让部下抓来一些百姓在克苏里大桥东60米处深挖了一个大坑，把死的和没死的人统统推入坑中，埋成一个大坟包，这就是当地所说的“肉丘坟”。人们发现这些“土匪”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其中还有3个人是女扮男装的姑娘，觉得这些人更不像是“土匪”。
人们带着巨大的疑问，度过了半个世纪。“肉丘坟”埋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的尸骨还存在吗？这一直成为谜团。邹本栋在翻阅庆安多部史志档案中隐约断定“肉丘坟”埋葬的50个年轻人绝对不是土匪，而是具有抗战热情的年轻人。这个结论对否，必须得到验证，这才开始了他艰难的三次搜寻。
第一次，邹本栋走访了邻近克苏里大桥的三十多个村屯，但令他很失望，竟没找到一个知情人，连坟丘也没看见，但他没有失望退缩。时隔半年，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走访，这次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清华大学的学生、北京市委西郊党委书记张甲州当年受党组织委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先后与于天放、张文藻等人回到家乡巴彦，组建了全省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巴彦抗日游击队，后又到庆安、铁力、青冈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他们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那次克苏里事件很有可能就是巴彦游击队成员。邹本栋如获至宝，积极寻找时机走访调查，这个时机终于让他找到了。
那是巴彦县为张甲州烈士纪念碑和铜像落成举行揭幕仪式，到会的有张甲州的后人，以及研究巴彦游击队的专家学者，会后自然也谈到人们关注的“肉丘坟”，大家讲论据，谈感受，从而得到的一致结论：“肉丘坟”埋葬的就是巴彦游击队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到庆安、绥棱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想不到被日军走狗帮凶暗算，遭受重大牺牲。
邹本栋站在大理石纪念碑前，面对戴着眼镜的张甲州铜像，再一次回想起那些可歌可泣的经历。同时也回想起三找肉丘坟的体验感受，终于为先烈正名，感到莫大欣慰。三次探访让全中国人都知道，克苏里大桥下的肉丘坟长眠着一群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热血青年。爱国这条红线牵动着人们，也激励着人们，把这些爱国志士永远铭记在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