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俊
父亲很瘦，个子五尺五以上，慈祥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脾气，一说话嘴角上扬，堆起满脸的笑纹。
那年我12岁，暑期开学上五年级就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红领巾往脖子上一扎，红透了我的心，也染红了父亲的脸。
不长时间我病了，是吃野菜中毒，呕吐发烧下不了地。
第二天黑夜，母亲也病了，脸和一条腿肿得像透明体，父亲连夜送她进了医院。
家里三口人病了两口，日子咋过，我不敢想。
母亲住院要交押金30元。家里分文没有，父亲急得直跺脚。好在一个亲戚在医院当大夫，出面求情，允许缓交几天。
父亲安置好母亲，急忙赶回家看我。
父亲进屋摸摸我的头，他两眼红红的，如同冬天冻在树上的两个干瘪的红果；嘴边的胡子又黑又长，干裂的嘴唇上有几个血泡泡。他脱下后背画满白色“地图”的黑上衣，用蓝瓷大碗，从水缸舀了碗凉水咕咚咕咚喝下，然后擦擦嘴，坐在底下的凳子上，一个劲儿地挠头。
吃中午饭的时候，父亲回来了，饭是对面屋二婶给做的。二婶问父亲：“去生产队见到队长了吗？”父亲沙哑着嗓子说：“见了，央求半天，借给了2元钱。”
我翻过身趴在炕上着急地和父亲说：“爹，我不念书了，明天就去生产队帮你挣工分给娘治病！”
下午父亲从大队部回来，脸色比昨天好看一些。父亲和二叔二婶说：“见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和主任，他俩说我是生产队的‘五好社员’，没想到借给了20元钱。
父亲有些气喘，嗓子里不停地发出“吱——吱——吱”的声音。他和二婶要了一块包布，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几把火烟捆在包里。然后叮嘱二叔说：“把家那只花公鸡卖了，再想法凑几个钱。”
“爹，花公鸡不能卖，全靠它打鸣催我起床上学呢。”
晚上，父亲紧紧搂着我，不停地用手摸着我的身子说：“千万要好好读书做人，书中有黄金啊！”
“爹，你的胳臂上咋有两块疤啊？”我看着父亲胳膊上红里套着黑的伤疤问。
“别提了，那时社会上很乱，你爷爷去世后，我17岁就被日本人抓到抚顺煤矿挖煤去了。”
“被刺刀扎的？”
“小日本太恶毒了，挖不够煤就用带铁钉的木棍打，不少人都烂胳臂烂腿。我这两处伤口也溃烂发了炎，胳臂差一点烂掉。”
父亲说着，眼里流出了一串泪水。
“1947年，我们这里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当家做主，咱住的这房子就是共产党分给的。”父亲手指着被熏黑的屋顶说。
“爹，你是共产党员吗？”“不是。但和你五哥我俩偷偷给哈达街老爷庙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送过信，共产党带着一个排的队伍，连续3天缴获了日本鬼子五车粮食和30多支步枪。你五哥头脑灵活有文化，刚一解放就参军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是咱们的大救星啊！”
第二天早晨，那只花公鸡第一遍鸣叫，我和父亲便穿衣起床。父亲点火烧水做饭。
吃完饭，我背起书包，和父亲一起走出了家门。父亲往北走去医院，我往南走去学校。望着父亲背着包裹弓腰远去的背影，我咬着嘴唇哭了。
等我晚上放学回家，没有看到那只花公鸡，二婶说卖给后院王大娘了。我忙跑到园子里摘了一个角瓜，给王大娘送去，换回了那只花公鸡。
后来母亲的腿病好了。每到吃饭时，父亲就和我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不然，你娘的那条腿非截掉不可。”
不长时间，姐夫来家了。吃饭时姐夫和我说：“共产党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没有党就看不到光明。”
姐夫临走时，把一个小红本给了我，说是转业时连指导员送给的。
小红本的纸张有些卷曲发黄，但扉页上写着的那行字却很清楚：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父亲说，姐夫参加过抗美援朝，是立过二等功的共产党员。
我中学毕业参加工作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早早起床，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把水缸挑满了水。母亲特意做了顿香喷喷的面条。父亲端着碗亲切地和我说：“千万好好教学，别虐待学生，记住饭碗是共产党给咱的。”
娘没有吃饭，不停地擦眼泪，从柜子里拿出一双黑色条绒布鞋和一双白色尼龙袜子说：“穿上吧，心正路好走。”
两年后，我面对鲜红的党旗举手宣誓。看着党旗上的镰刀斧头，我想到了不怕苦和累的姐夫，想到了父母。
如今，我的年龄大了，黑发少了，可想念父亲的梦却越来越多。梦见父亲那双疲劳的眼睛，仍像两个干瘪的红果，他亲着我的脸嘱我好好工作，好好做人。
夜，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蛐蛐的鸣叫。实在难以入睡的我，披衣走上阳台望着星空。一颗颗星星眨着眼灿烂着辽阔无垠的夜幕，突然我看到远方一颗星向我笑眯眯地走来，越看越像是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