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术
孔校长早已等在学校门口了，他左手扶着一块黑板，右手提着一个塑料袋，阵阵微风吹乱了他的三七开发型，他就挪出左手在头上不断地整理那不多又不听话的头发。
我骑着自行车由远而近，在他的身边把车子刹出了一趟烟尘。
“杨老师呀，这是给你的班准备的黑板，这个兜子里装的是粉笔和黑板擦，里面还有一盒彩粉笔，彩粉笔得省着用。”孔校长和我说。他有一颗门牙掉了一半儿，说话有点儿漏风。
“好的孔校长，班级的桌椅都摆放好了，就差这黑板了。”我喘了口气，接着说：“那些露着钉子尖的桌椅，我和我爸都检查了两三遍，用锤子都钉回去了，应该扎不到孩子们的屁股了。”
“好，你来做这个一年级的班主任我放心，你上学的时候就听话，学习好，你这高中不上了，来教这帮屯子里的小孩，是那些家长们的福分呀！”
我把粉笔夹在车托架上，告别了孔校长。一手握着车把，一手提着黑板朝我们屯子骑去，掠过的树影好像在为我加油、鼓劲。
1994年的秋季开学前，村里的小学招考民办老师，我去试了一下，结果还考上了。我纠结着是继续读高中还是在家当老师，母亲让我自己决定。父亲倒是很乐意我在家当老师，一个农家孩子能当个老师是多少人巴不得的事。而且村支书也支持我在家当老师，我家欠了大队不少饥荒，我的工资就可以逐渐的抵账大队的饥荒了。我看到父亲越发年迈的身体和那期盼的目光，就决定当老师了。
班级就在我家五间砖房的西边两间，原来是仓库，现在变成了教室。南面两扇大窗户，北面一扇窗户一面门。贴着西墙有一个凸出来的烟囱，烟囱南面是黑板。
从我记事时起，我们屯子就有一个一年级的班，我的一年级就是在屯子里念的。教我们的王老师在屯子里上了30多年的课，今年退休了，就把这教室迁到了我们家。
开学了，屯子里的乡邻把他们的孩子都送来了，对于我这个老师他们是一百个满意，不读高中了来教他们的孩子，学历足够用，而且还会唱歌、吹笛子、拉手风琴。
班级里有39个孩子，9岁的一个，7岁的两个，剩下都是8岁的。我给孩子们制定了一个规定：不洗脸不洗手的不许来上学；说脏话骂人的要罚站；以大欺小的要找家长来。
我教他们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课本有的、没有的都教。每天早上第一堂课课前一支歌，每周末开一次班会，朗诵、背诵、唱歌、跳舞都有。
父亲有了营生，每天负责打铃，当然是义务的。我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坐在门外面的小凳子上听，每每我们诵读古诗的时候，他也会在外面跟着读起来；母亲给我做饭，看我讲课辛苦，每顿饭都给我煮一个鸡蛋。晚上放学我在教室批改作业，母亲就经常把饭给我端到教室来。自从我当了老师，父亲的脾气好了许多，那半年基本没有骂过我。放假时，我经常帮母亲剁猪食、喂鸡鸭，母亲叼着烟的脸多起了笑容。每当孩子们高声朗读时，从我家后面大道走过的乡邻也多是传来赞美之语，少了许多鄙夷，就连一向看不上我的我二姐夫，对我也少了恶语相向，碰到我就一笑而过。
到了冬天，三哥帮我在教室里搭起了一个炉子，炉筒子是从学校领来的，手一碰上去就掉渣。有了炉子教室还是很冷，而且煤灰很大，每天放学时我看到每个孩子的鼻孔都是黑的，像一大群小黑熊崽子，我也不例外，我是大黑熊。
到了期末考试，学校来了一个老师，带着卷子，只考数学、语文。孩子们认真的答着，小手写一会儿就在嘴里呼出哈气暖一暖。考试成绩出来了，全部及格，多数在80分以上，孔校长特意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以示奖励。
放寒假的前一天，我领孩子们开了一次联欢会，二姐家的外甥女当主持人。有的背诗、有的跳舞、有的唱歌、有的讲笑话，我也出了好几个节目，吹笛子、拉二胡、拉手风琴、唱歌。我用二哥家的录音机把整场节目都录了下来，至今还保留着那本磁带。演出结束，我带着孩子们在我家房前照了一张“毕业相”，周围都是皑皑的白雪，寒风把那39张冻红的笑脸定格在了1994年。
大队把我的半年工资600元直接抵了欠账。过了年，母亲把我叫到身边，执意地说：“老儿，家里的饥荒慢慢还，你还得去读高中，妈不能耽误了你的前途。”
那39张笑脸，现在应该早已为人父为人母了，愿他们的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少些坎坷，多些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