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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收获:让新诗成为“文章”

来源:绥化晚报 2019-05-10 14:25:07 字体:

  罗振亚,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天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陈爱中,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陈爱中

  熟悉新诗史的人都知道,汉语文学的现代化肇始于新诗,并辐射开去,标明文学甚至是汉语文化的新身份,这是泱泱诗国的转折性大事。其重要性,五四那代学人中,胡适知道,钱玄同知道,傅斯年也知道,所以不遗余力,不惜矫枉过正。新时期的汉语文学再出发同样肇始于新诗,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甚至是虽然早就写成但影响始于新时期的食指的《相信未来》,都是几代人迎春的欣喜。恐怕百年现代汉语文学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会有新诗或嘹亮或沉郁的声响。很遗憾的是,在叙事文学占据主导的现代文学场域中,大部分时间尚未摆脱农耕抒情的新诗并未获得足够的赞誉,大多数的新诗文本与流派能够获得文学史或者是文化史的积极意义,但如果从文本自足性角度说,又是饱受鄙视与非议的,尽管我一直认为,对于并不成熟的汉语现代文学而言,能够获得世界性意义并彰显汉语现代化的成绩和各种可能性的,只有新诗而已。新诗的生命并不寂寞,有时甚至是喧嚣过度,但却是孤独的,来自于自身完成性的焦虑与对话的缺失,需要身处其中的诗人与诗评者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呵护。但历史呈现的现实往往于此相左,在前几年写作的名为《论新世纪以来新诗批评的有效性》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有个结论,“很多成名于新诗批评领域的重量级批评家将学术的重心逐步转向小说、戏剧评论甚至是思想史研究”,当然,这种转变有较为复杂的原因,除了新诗自身文本的不够丰富和研究者的不同阅历之外,和思维方式和价值认知都有关系。

  所以有理由敬佩那些一直关注并养护新诗成长的批评者,总结并梳理如谢冕、吴思敬、吕周聚、方长安等教授们的研究对新诗的意义。在这个为数不多的名单里,振亚师是不仅自身全身心投入,而且影响出一批新诗研究者的学者。从第一篇论文《北大荒诗与西部诗的美学差异》(1987年《当代作家评论》)算起,或者是第一部诗学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1993年北方文艺版)开始,振亚师至今在新诗研究领域的笔耕已是三十余年,出版专著近十部,论文三百余篇,能够如此心无旁骛,在当今讲究跨界的学术研究领域,着实不多。我一直觉得,新诗究竟以什么样子为读者所接受,其经典化或者是历史意义的界定,批评是操刀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诗批评者“见证”并参与到新诗的成长。振亚师恰恰是这样一位忠于职守的见证者。

  历史意识下,为现代主义新诗的正名。振亚师的研究之路最早开始于跟随吕家乡老师读研究生时期,硕士论文做的是九叶诗派。其时,九叶诗人作为一个群体被人们重新认知也才几年,时代的局限让九叶诗派所代表的诗歌潮流几成历史尘埃,振亚师的研究颇有重新“发现”的历史功绩,难怪等到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出版后,兼具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九叶诗人之一的袁可嘉先生特意在《书摘》上撰文,肯定其对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及至2002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的出版,振亚师十余年的时光都着力于对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掘、整理与重新阐释,这其中既有初期象征诗、30年代“现代派”、40年代九叶诗派等诗歌思潮的研究,亦有李金发、何其芳、卞之琳、废名、金克木等代表性诗人的专论,并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情况做细致的描述,对郑愁予、余光中等做重点诗案的透析,接续上在大陆被中断的现代主义新诗的命脉。出版于2005年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则是跟随龙泉明教授攻读博士的成果,将对现代主义新诗的研究延伸到新时期。不仅仅是对之前研究的接续,更是在新的学术发现的基础上,对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做的整体鸟瞰,对海子诗歌、第三代诗歌、女性诗歌等都有不菲的发现,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题目,实际上完成了一部断代诗歌史呈现为一部”(刘纳语)。从萌生期到当下,现代主义新诗的美学观、语言质感和意象表述方式,能够从最初令读者“惊诧莫名”到现在的新诗写作的应有之意,可以说,振亚师的学术选题的敏锐性、学术视野的开阔性以及笔耕不辍的辛苦,让中国的现代主义新诗脱去“妖魅”的边缘化外衣,恢复其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景象。我跟随振亚师做新诗研究好多年,常常会羡慕他那个时代的“拓荒者”角色,前人研究的相对薄弱,貌似让那一代学人的学术研究面对较少的“影响的焦虑”,创新与出彩较为容易,但我恰恰忽略了他们那一代学人,所面对的从文献的匮乏、研究方法的局限到基本理论的失范所带来的茫然无措,需要付诸更多的努力和天分才能硕果累累,于历史遗忘的荒漠处开出灿然的花朵,其难度可想而知。

  深入现场与理性洞察。从宏观格局上说,百年汉语新诗的研究应该属于共时性研究,其必要的历史间离感尚未形成。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新诗来说,诗人、文本和批评者都可以实现即时的对话,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各种新诗民刊,以及蜂拥而起的新诗杂志的出现,都让新诗的生成减少难度和缺少共识,小众化、同仁化,或者是诗人群体之间的相互抵牾,等等。缺乏大浪淘沙的历史铁律,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为研究者设置了难度,在研究对象的甄别上,增加了无效时间。即便如此,振亚师的学术研究依然醉心于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新诗,在纷繁复杂的新诗现场里披沙拣金。除了上述对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研究,也呈现出1990年代新诗的“个人化”写作的体系性发现,为《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1990年代的新诗是继1940年代之后中国新诗较为有成就的一个时代,其写作根底在于“个人化写作”。尽管很多人认识到了“个人化”写作对于1989之后新诗的意义,或者说至少新诗回到了自足自为的状态,诗人重提个人经验,让诗歌语言重新获得先锋性和独立性意义,但对这种诗学理念在文本中的呈现,以及其承上启下的价值的发掘,尤其是成体系的构建,尚不多见。实际上,新世纪以来汉语新诗的繁荣,都是基于90年代的各种准备。振亚师将“个人化写作”的这种时代大格局下的诗学倾向细化为各个思潮分支和具体诗人的专论,具体而微地剖析1990年代的新诗美学。诸如消费语境下的新诗边缘化状态,及物性写作的时代性意义,“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所表征的不同诗学选择,等等。从接受的层面,阐述“个人化写作”的非积极因素,“诗歌从流派写作、群体写作走向个人写作,本是回归原初的好事,但焦点主题和整体艺术倾向的瓦解丧失,差异性的极度高扬,也使诗坛在读者关注热情消减的无奈中,失去了轰动效应和集体兴奋,边缘化程度越来越深”,这是对新诗创作的中肯提醒,也是振亚师居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的理性体认。

  干预与介入的研究。进入新世纪,汉语新诗批评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学院批评占据主流,高等科研院所的职业批评家们开始谋篇布局于新诗的整体景象,体系化的学术论文代替“创作谈”的随笔,新诗的那种江湖气息和过于散淡的文风渐趋边缘化。民国时期的学院批评和创作几乎是一体的,诗人兼顾批评和新诗教育的身份。与之相比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新诗创作大多呈现为业余或者江湖创作的状态。在项目化的生存境遇中,学术体制所建构的新诗阐释体系必然会疏离于大多数新诗创作的现实,批评虽然自成一格但大多必然是无效的,无法反馈于新诗的整体生成格局。鉴于此,振亚师并未放弃汉语新诗“干预与介入”的批评传统,近几年来,在《文艺报》《光明日报》等具有广博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数量不菲的诗学短评,对21世纪诗坛的整体状况做梳理与点评,比如刚刚刊发的《二十一世纪“及物”诗歌的突破与局限》一文,就对当前诗人创作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方向性的点评,“‘及物’的对象选择宜恰适、合理,‘及物’的同时不能放弃精神的提升,最好能够提供出一定的新的精神向度”,在“及物”与“不及物”之间寻找必要的平衡,才是“诗歌立身的长久之计”。在系列论述新时代诗歌的文章中,以通俗易懂的笔法,娓娓道来的格调,对汉语新诗新语境下的创走状态做了深入浅出的叙述,以问题为导向,代表性作品为支撑,为新诗创作的走向把脉。这种及时而又有的放矢的诗学见解,理论的高屋建瓴而又运用于新诗实际,是学院的理性批评与新诗现实相沟通的良性循环。

  振亚师早年写诗,曾有诗集《挥手浪漫》出版,也是受研究和创作相区分的现代学术思维的影响,长期搁笔。近几年开始重提创作经验,写出系列书写亲情和土地的诗,新进出版诗集《一株麦子的幸福》,情感充沛、流溢,文笔简朴、凝重,既有青春写作的痕迹,又有人到中年的睿智与豁达。一个从事文学研究而不进行创作的人,是不完善的。理性的思辨与感性的现实才能使文章“万丈长”。是的,作为振亚师的学生,我们用文字构筑的应该不只是“论文”,而是富有各种生命底色的文章。

编辑:王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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