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林
老妈活到百岁，她这一生始终惦记着子女，把子女挂在心坎上，当作心头肉关爱，哪怕临终的时刻，处于生死线上，还是把自己的生死度外，依旧惦记着她的子女。
我去养老院看望母亲，送去两只河蟹，扒开蟹黄和鲜肉给她吃，她吃得有滋有味。我见她眼皮挑不上去，知道可能是困乏了，忙把她从轮椅上扶下来，放到床上，对她说：“你好好睡一觉吧。”母亲静静地点点头。当我离开走到门口时，她突然抬起头，又冲着我招招手。我走到她跟前，母亲让我俯身贴耳说：“我走后，你要用心关爱你二弟，他一直病病殃殃，前些日子又摔断一只胳膊，他这大半辈子活得不易呀，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呀……”母亲絮絮叨叨说了许多，但说得含糊不清，已经听不清说了些什么，那是母亲使出全身力气嘱托我用心体贴关爱二弟。我便说：“老妈，您就放心吧。”母亲紧紧握住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想见……见老二……一面……”说着，她苦笑一下。我离开母亲以后，大概只过了半小时，突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告知老人家已经走了，听到这个噩耗，我像突然挨了一枪，又像猛然跌到冰窑，完全被震懵了。
我赶到养老院，见家人已忙作一团，正在给老妈穿寿衣，我上前亲了老妈额头一下，已经凉透了，没有一点温度。母亲额头的凉立即传递到我心脏的凉，是那种被揪住，也是已经凉透的凉，一个冷战打下来，整个身子簌簌地抖作一团。家人见我悲痛沮丧的样子，急忙把我推出屋外。办理完母亲的丧事以后，思绪也慢慢平静下来，但往事又像夏日雨夜里的野草疯长起来，早已沉淀的事物，又悄无声息地浮现起来，那细微的情节，那熟悉的场面，又历历在目地呈现在眼前，闻得到鼻息，摸得到体温，好像还听得见笑声。一件件往事记忆深刻，就像刀刻斧凿般地铭记在心里。老妈活到百岁，历经了岁月沧桑，饱尝了人间的艰辛。记得土改时期，我家分得一头小毛驴，父亲像宝贝似地疼爱那驴，趟地他怕累着毛驴，就拴个外套让母亲帮着拉犁。母亲是裹脚，一双小脚走路都跌跟头，何况趟地拉套，走不了几步，就在地垅沟里跌倒趴下，脚深深陷在泥土里，拔都拔不出来。母亲抹抹额头上的汗水，猛劲拔出脚，依旧埋头拉紧绳套。
母亲没有文化，纺棉织布却是高手。棉花一收到家，母亲成了最忙碌的人，像转起来的陀螺，忙得脚打后脑勺。于是一盏油灯，一辆纺车，一堆棉絮，一个蒲团，成了母亲一秋一冬的陪伴。每到晚上，收拾好碗筷，母亲就坐到堂屋的地上，点上豆粒般的油灯，开始摇头晃脑地纺线，摇曳不定的油灯微光将母亲和纺车的影子投射在灰暗的墙壁上，显得那么飘缈虚幻、空旷幽寂。在漫长的夜里，母亲就那么一圈一圈地纺，一刻不停地纺。冬日地风从门缝里透进来，有一种刺骨的寒冷，冻得她直打冷战，手脚被冻得干裂红肿，像鼠咬猫挠般疼痛。我夜间起来撒尿，见这情景，忙把纺车搬到热炕头上，母亲执拗不肯：“纺车吱嘤叫，搅得你们睡不好觉，迷迷糊糊咋上学。”宁可自己冻着，也得让孩子睡好。屋里没钟表，院里有鸡，直听到鸡叫三遍才停下纺车。母亲一个通宵要纺一斤棉，一斤棉要纺出多少细线我不知道，只听人说细线能从山东扯到黑龙江，也就是说，每天夜间，她都要扯着这根细线，跑到塞北看一眼她在远方的儿子。
勤劳和节俭是老妈一生最鲜明的品格，她把一把柴，一碗粥都看得很在意。母亲在六十岁的时候，我把父母接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每当妻子烧柴做饭时，母亲总赶到灶前，弯腰低头看锅底，火小些时才让填柴，有时被烟呛得直咳嗽淌眼泪；有时孩子把粥撒在桌子上，她用舌头舔起来吃，我说多埋汰，她却说桌子是干净的；家里时常有剩饭剩菜，妈总是悄悄留下来，在家人回来时，自己偷着已经先吃掉，我责怪她别这样，可她依旧我行我素。母亲对家人的厚爱说不尽，道不完。我小女儿都七八岁了，冬天早晨起床，母亲总把棉衣放到灶口烘热，才让她孙女穿。晚上母亲和小孙女睡在一张床，母亲把被子打成通筒，她先钻进去暖温被子，等暖热了，再让她孙女钻进去；我买回好东西给她吃，母亲偷着背着藏起来，留给小孙女吃。母亲就是这样，把全部的希望和恩爱都尽情赋予她的子孙后代，而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索取。
母亲离开我们了，她远行得很平静，却在我心中时时掀起巨大的波澜。那些久远的往事，往往会因生活中的某个细节的触动，让我同母亲言谈举止重逢，如烟如幻地呈现在眼前，并且焕发出异彩。往事会这般无以穷尽，如同暗室里显影剂中逐渐成像的底片，从记忆深处脱颖而出，变得那样清晰，那么鲜明，成为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