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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敢谏话韩愈

来源:绥化日报 2021-02-20 11:14:42 字体:

程应峰

  韩愈在“唐宋八大家”中位列首位,一方面因为文章写得好,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写作理论,对后人颇具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他胸怀江山社稷,面对文化、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坚持真理,勇于改革,直言敢谏言。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如一,态度不变。年轻时同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但办完公事之闲暇,还是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从来不放在心上。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之六七,即使自己连早餐都吃不上,仍然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对人,他时时刻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

  韩愈谈文论道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但因不善处理人际俗务,一直得不到任用。直至公元796年,韩愈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任观察推官三年间,韩愈利用一切机会推动古文革新运动,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孜孜以执,一以贯之。

  公元803年,韩愈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灾情,韩愈泪眼模糊,痛心不已。而当时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懑之余,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奏报朝庭,李实等群起攻之,极尽谗言。就这样,韩愈于当年底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此后,韩愈几起几落,命运迭宕,便写下《进学解》以自喻。宰相李吉甫读过后很是同情,认为他史学才识超群,便力荐韩愈为史馆修撰。韩愈虽然才识丰厚,忠心可鉴,但因他一向豁达率真,心直口快,难免有粗疏之处,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起落于重用与被贬的轮回里。

  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鲠言无所忌”,敢于讲话,敢讲真话,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用语独到,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在《论佛骨表》中,他说“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为此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众多皇亲国戚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贬后,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到潮州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臣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而说及此事,但宰相皇皇甫镈憎厌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被起用生事,便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刺史。

  韩愈尊儒却不墨守。在《读墨子》一文中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有人指为“刺谬”。

  韩愈敢于突破流俗。《讳辩》一文,是他“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更有《师说》一文,不顾流俗,不怕笑侮,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揭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可谓勇气鼎沸,胆识过人。

  知责任,行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韩愈做到了。白居易说韩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这名望,于韩愈而言,有来自文字的成份,更多的是来自人格的成份。可以说,直言敢谏的韩愈,有浓热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有无畏的担当精神。有了如此伟岸的人格,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也就有了根基。


编辑:桑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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