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斌
1970年，我初中毕业了，由于“文革”的原因，我们那届学生没学可上，被全部分到了工厂。我被分到了电机厂，从此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那一年我刚满16岁。
说实话，16岁的我，还算是一名孩子，正式学知识长身体的时候，然而当时的社会，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没法选择选择理想。不知是身体单薄，还是才出校门不谙世事，开始我对工厂的生活极不适应，感觉很累。记得当时实习分到嵌线车间，每天八小时除了搬运定子，锉磨线槽，还要班后打扫卫生，技术培训。回到家后，见了母亲直叫苦。母亲说，慢慢就好了，你爸爸像你这个年纪早就下地种庄稼，养活你奶奶了。可那是旧社会啊，现在咋也这样苦，我嘴上没说心里却在嘀咕。
实习结束后，我被分到了铸铝车间，就是给电机转子浇铸；后来我又干过冲压工作，就是把矽钢片一张张地用冲床切下来，然后再叠压成定转子。工作是辛苦的，枯燥机械的，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当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穿着崭新的工作服走在工厂大路上时，心中竟有了几分自豪感，我能挣钱了，我长大了。
我的师傅和我同姓，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爱钻研，有技术，钳工，钣金活干得相当漂亮，还懂机械设计。他常常鼓励我，好好干，多学技术，有机会带你出去学习，那年月能出去学习一次，可真是不亚于现在出次国啊。然而，我发现自己很难有所建树，不仅体力差，机械方面也不太开窍，干出的钳工钣金活连自己都不满意，只能当个熟练工。倒是那个年代常搞政治运动，批林批孔，我写了几次稿子，并上台发言，并得到了好评，我似乎感到，自己舞文弄墨还有两下子，慢慢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 慢慢地我开始写诗了，记得我写的第一首诗是《气锤之歌》。诗写好后，辗转寄给了当时我省的著名诗人纪宇老师，未曾想纪宇老师还真回了信，指出了我诗的不足，大意是似曾相识，立意不深，不够新颖。虽然出师不利，但我并不灰心，工余时间常借书买杂志跑图书馆，后来写出了《焊花赞》，《党旗上有俺这把锤》，《下班路上的女工》等诗作，有一首竟然在国家级大报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时我就想，我用笔来讴歌赞美工人和劳动，不是一样做贡献吗？
说来，还真得感谢我的工厂生活，它给了我素材，那弧光闪闪焊花灿烂的电焊作业，那铿锵有力响声如雷的气锤锻造，那铁水奔流吊车隆隆的翻砂车间，使我的诗歌有血有肉，有爱有情。不是吗？我的身上至今还留着两处伤疤，那是被锋利的矽钢片划开的，当时缝了许多针，那血水和汗水滴落在我的诗笺上，成了永久的记忆。正是这流血流汗的劳动经历，而使得我的目光总爱触及生活底层，面向苍生百姓，我要永远为他们而歌。因为文学创作小有成绩，1984年，我离开了工厂，到了一家新闻单位工作，我的视野更开阔了。
如今，我已退休，可我却常爱回忆我的青春时代，工厂岁月。虽然由于经济转轨和体制的改变，我的工厂已不存在了，但是我会在闲暇时找昔日的工友去畅谈，回忆我们一起挥汗如雨地浇铸铝水，敲着饭盒叮当作响去食堂吃饭，工余时开着粗鲁玩笑，以及节假日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情景。我喜爱工友们朴实无华的性格，没有城府的言谈，因为我们都曾是一块钢，在炉火里锻造过，汗水里淬过火，所以我们永远心无杂质，刚正不阿，挺着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