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树范离开人世已经整整50年了,但他告诫我的那句话:“要时刻把党搁在心上!”还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就像长响的警笛,让我一生都不敢忘记。
张树范年长我8岁,1962年我当兵入伍到公安部队安达中队时,他已经是资深班长了,我就分配在他的班当战士。他对我们新战士要求很严,简直有点苛刻。出勤站岗必须风纪严正,即使三伏天也要紧风纪扣,也要束紧武装带,我就对张班长说:“我们整天打交道的就是犯囚子,何必这么正经。”张班长双眼一瞪,低声吼道:“当兵的要讲究威武,让犯囚子看了就打怵。你虽然是个战士,但要知道你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领导下的军队形象。”从那以后,我不敢再懈怠自己,处处都以一个优秀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由于张班长要求严,我进步也快,当兵第二年我就被树立为全中队五好战士标兵,中队为我举行了“评功摆好”大会。顾名思义这就是歌功颂德的会,我披红戴花坐在台上,全连的官兵为我点赞,当然说的都是唱喜歌的拜年话。临到张班长发言,他虽然也列举了我的功绩,但他话锋一转,却讲了我不少的“毛病”,在那样的场合讲那样的话,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他却说:“对一个新战士只摆好不揭短,不利于他的成长,我就是要捺住他心中翘起的小尾巴,让他永远夹着尾巴做人。这样才能真正使他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他那席话,当时让我的头脑清凉了不少,懂得了任何时候都不能居功骄傲。
不久,我被中队党支部列为党员发展对象,张班长确定我的入党介绍人,负责对我的考察培养。从那时起张班长一有时间就同我谈话,每次都和我一起逐字逐句学习《党章》,帮我深刻领悟党章的精神实质。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成为党的人,就一定要对党忠诚,不能对党藏小心眼。你要切记,任何时候都要把党搁在心上。”
把党搁在心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记得那年麦收季节,我们中队战士下乡助民收麦,劳累了一天,都很困乏。我半夜到岗楼接班,按照规定在有人接近岗楼时,岗楼上的人必须询问口令,但我都走到了岗楼下,哨兵并没有任何动静,我都登上了踏梯了,仍没有动静,待我进到岗楼,发现我的好友王成山抱着枪睡得正香。我走上前去把他捅醒,他才打着哈欠说,“咋还睡着了呢!”事后,担任带班的张班长问我,你们交接班时发没发生异常情况,你要说实话。我当然不能出卖好友,说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张班长立即严肃起来,非常严厉地说:“党组织正在考验你,你不应当向党隐瞒,这种行为太让我失望了。”原来那天张班长担任带班员,对交接班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就因为这件事,我入党时间延迟了半年之久。我却觉得思想得到升华,使我从骨子里悟透,忠诚对一个党员的重要。
不久,我调到队部当文书,来人去客都归我接待。其实连队的接待也没啥,无非是买盒烟、泡杯茶。又一次军分区宣传科长到我们中队总结路线教育经验,连队买了一盒大前门香烟招待。客人走了以后,烟盒里还有几根烟,我查了查只剩五根。这时有个老战士到队部,我知道他是个“烟鬼”,便把那烟塞给了他。这事也不知咋让张班长知道了,他把我找去好一顿训斥:“你拿着公家的东西送礼,这是什么行为?!”我解释说那里面就剩五根烟了。张班长说,“这不是多少的问题,你作为一个入党积极分子,必须做到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沾!”
也就是在那年的冬天,我和张班长一起到牡丹江出差,在办完事往车站走的时候,由于天寒路滑,他一脚摔倒在马路牙子上,正好腹部垫在上面,只听他大叫一声,随即头上的冷汗涔涔渗出,我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医院,被确诊脾脏破裂,造成大流血,已处于病危状态。在弥留之际,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56元钱,对我说,“看来我已经不行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请你为我交给党支部。”说完这句话,他定眼看了看我,又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抖抖瑟瑟地写下:“我愿意介绍段金林入党。”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树范已经离世50周年,但他那句“时刻把党搁在心上”的话,我时刻不敢忘,因为我清楚只有把党搁在心上,走过的路才会留下一串闪光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