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中兄弟六人，加上年迈的爷爷奶奶整整十口人，只有父亲一人在生产队劳动，年年“涨肚”。一年到头，家中饲养的猪、鸡、鸭、鹅全都是卖到供销社，把换来的为数不多的一些钱还给生产队，以换取全家人的口粮。
父亲不给压岁钱，连除夕晚上的饺子都不让吃。
每年盼星星盼月亮盼到除夕这一天，晚饭简单得就是一顿大楂粥，若能加几粒红芸豆，若能再分得一个馒头或是一块年糕或是两个豆包，已是父母大人特殊恩惠了。
吃过晚饭，父亲就张罗和面，擀皮，带领全家人快速地包饺子，留得明天早上，也就是大年初一煮了，全家人吃上一年当中唯一的一顿饺子。
包完饺子，外面已是夜幕低垂。
这时，父亲会习惯出去走一圈儿，鸡架狗窝猪圈都看看，回屋后一声令下：睡觉！
没有一人敢反抗，那时，父亲的话就是圣旨；更没有人敢提什么年夜饺子，守岁，压岁钱的事情。只能在心里想一想，馋一馋。
父亲之所以带领全家快速包饺子，是计划好的，赶在天黑之前包完，不用点灯，能够节省一点儿一角三分钱一斤的煤油。
馋急了，我们哥几个趁父亲睡熟之后，偷偷爬起来，每人摸一只饺子放到火盆里，只烧个半生不熟就慌慌扒拉出来，囫囵吞咽下去。天啊，死去活来般那个香啊！
第二天一早，发现缺了几个饺子，父亲以为是猫叼去了。因为那时老鼠太多，每家每户都要养两只猫。
见家中混压岁钱无望，我便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见父亲睡着了，我便怂恿四弟穿好衣服。妈妈问我们干啥去。我说过年了，去给姥爷姥姥磕头。
妈妈听了这话，自然是满心欢喜，能给自己爹娘磕头，难得三儿子才七岁就这么懂事，这么孝顺！
出得屋门，我们才知道年午夜不但漆黑，显得恐怖，还很寒冷，我俩都打着寒颤。
姥姥家是三间土平房，中间是灶屋。东屋住着姥爷姥姥，西屋住着舅舅、舅妈和五个表兄妹。
姥姥家靠屋门的墙壁上凿了一个半尺宽，一尺高的方洞，里面放着一盏煤油灯。如豆的火苗发着一丝微弱的光，把屋里照得隐隐约约的。
据说姥爷年轻时闯荡许多地方，从事过许多小本生意，曾经过得几年辉煌的日子；也曾娶过四位妻子，但不是妻妾同室——前三位姥姥都在娶回家后不久就患病身故，连个后代都没有留下，其中有一位孟氏姥姥患产病，母子一道身亡。
是眼下这位杨氏姥姥坚强地存活下来，生育了大姨、母亲、舅舅和老姨。
我和四弟一身寒气闯进屋，没有唤起姥爷姥姥的亲切与热情。
姥姥当时像是问了你俩这么晚不睡觉，来干什么？
我鼓了老半天勇气，才说出过年了，来给姥爷磕头。说出这句话，我心跳得几乎移位，如不是有昏暗的灯光掩饰，我想我是不敢说出这句话来的。
姥爷躺在炕上，一言未发。
姥姥似乎说了磕什么头磕头，赶紧回去睡觉。
我拉着四弟，匆匆跪下，胡乱地冲着炕上的两只形状各异的脑袋磕了几下。
而后，我和四弟倚身站立在一只木柜旁，等待着或是姥姥或是姥爷赏给的压岁钱。
可是等来的结果不是话语，更不是钱财，而是一声声匀称的鼾声。
四弟几次拉我要走。我都攥紧他的手，示意他再坚持一会儿，等待姥姥和姥爷醒来。
时间过了许久许久，姥爷终于睡醒一觉，坐起身，把压在被子上的棉袄抓起来。
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高兴，终于盼到姥爷动衣服了，下一步肯定该从口袋掏钱了！
姥爷把棉袄披在身上，起身下炕，走出门去。
姥爷尿完一泡尿返回屋，迅速将瘦骨嶙峋的肢体钻回被窝，声音洪亮地喝斥道：你们还不回去，三星都偏西了，天快亮了！
这是记忆里姥爷对我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因为没过多久姥爷就去与另外三位姥姥会面去了。
这也是一句令我的心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寒冷的话。
我和四弟满肚子失望与委屈离开姥姥家，种种美好的设想瞬间化成泡影。
我的想法是：姥爷起码会给我和四弟每人一毛钱压岁钱的，我们可以去供销社买一挂一百响的小鞭炮，回来拆散了，一个一个地放，足够放到元宵节；还可以买两只“磕头燎”(小蜡烛)，放在那个已经刷洗干净的罐头瓶里点燃，用绳拴好，提在手上，满街一走，肯定会照亮整个屯子，肯定会让李大小子，刘二柱子，谢三丫，马老根子一道跟着我们屁颠屁颠地跑。他们不眼馋得口水直淌就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