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干部不作为、不能为的“庸、懒、散”现象一直为人所诟病，广大群众对“庸官”、“懒政”现象强烈不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大“治懒治庸”的力度，吹响了全国“治懒治庸”集中号，目的是切实提高我国干部素质，建立起一支高效、廉洁、服务型的干部队伍，确保“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治懒治庸是一个老而弥新的课题。所谓懒政者、庸政者，就是专门指那些光拿钱不干事、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懒的具体表现为不作为、慢作为、工作任务不落实、不思进取等懒惰习气。庸的具体表现为在其位不谋其事、工作流于形式、缺乏创新精神、抱残守缺、对群众疾苦和诉求视而不见、遇到困难绕着走、遇见矛盾就躲、就推，躲不开也不明确表态，打太极、和稀泥、推诿扯皮、不敢碰硬等庸碌漂浮风气。总之，不想干事谓之懒，不能干事谓之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庸懒官员的主要特征。

　　 由于过去只要在位不出大问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即使再平庸，再无政绩，都可以不丢官甚至升官，这种官场“潜规则”的存在，导致了庸懒者庸庸碌碌不负责任，偷奸耍滑不思进取，办事拖拉无所作为，工作散漫不在状态。懒庸者虽然表面上不明目张胆去违法犯罪，但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却不尽忠履责，不少官员以损害公民正当权益和政府诚信体系作为代价，宁可误事不伤和气，隐性地激化党群、干群矛盾，影响党风、政风乃至社会风气，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加大治懒治庸力度，对于不想作为、不能作为的干部，坚决请他们“让位”，“有为才有位”，为官就要为民，有位就要有为，这是对党员干部最起码的要求。可以说，不治懒、不治庸，就无以谋发展、创事业。“治庸治懒”和“选才选贤”一样，关系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赏及无功，无以劝善；罚及无罪，无以惩恶。唯赏与罚，不可不当”。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治懒治庸力度，预示着“治懒治庸”将成为新一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也为那些仍做着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美梦的“太平官”们敲响了警钟。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党面临的考验和挑战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加大治懒治庸力度，建设廉洁高效的党员干部队伍，是我们党的建设久而弥新的课题，是时代的需要，群众的呼声，也是改革的必然。

　　 要想杜绝干部队伍中的庸官懒官，真正掀起“治庸风暴”，使“南郭先生”无法生存，笔者建言：

　　 一要健全完善“问责”机制。“问责”一词被舆论广泛关注，始于非典时期。在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的实施，使“问责”成为国家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一直以来，以往的“问责”往往是有错问责、有限问责，问责的结果大多流于形式化、表面化。近日，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相关制度，贯穿了“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的理念。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问责”机制，使“太平官”们不能再安享太平，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不再有生存的空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作风不再有滋生的土壤，无为就无位，无为就是失职，无为就要腾位让能。

　　 二要健全完善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干部任用条例》中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推行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干部的任期制度，实行干部职务任期、任职试用和辞退制度，对党政领导干部免职、降职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保证干部能上能下特别是“能下”的有效措施，有利于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开拓进取精神，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的竞争意识；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加准确地考察识别干部，提高用人效益。

　　 三要健全完善干部考察制度。干部考察是干部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手段，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条件。搞好对干部的全面考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仅要了解干部工作方面的情况，而且要了解干部思想、生活、社交等方面的情况，把干部8小时以外的遵纪守法情况纳入考察范围，既要突出主要表现和主要特长，又要客观公正地反映主要缺点和不足，真正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让“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挑大梁。

　　 治庸治懒，促能促勤。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绥化市委讲师团 副教授 桑冬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