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让亿万中国人过上了好日子，对改革感情最深的，应该说是知识分子们。这些昔日的“臭老九”，追求的不是金钱豪宅，而是有一个为祖国和人民施展才艺的大舞台，甩掉头上的一堆堆帽子，舒心的为社会服务。这个大舞台如今终于得到了，搭台的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千百万知识分子九天揽月，神州攻关，冲上祖国建设第一线。我这个由学徒工出身跃进高级记者队伍的普通一员，如一滴水珠却能反映出改革的光辉。

　　我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学生，瞎闹腾的年月也一直未间断学习文学。上世纪60年代末进工厂学徒，月工资18元，4年后升至37.4元，是当时这代人的最高收入。当年我的诗歌作品已经常在省级报刊发表，不少作品还曾多次被选入出版的诗集，但换来的却常是领导的斥责、冷眼，周围人的嘲讽，什么成名成家思想严重，资产阶段白专道路等。每当我有新作品发表，只要领导发现，便会警告我“小心骄傲掉人头”。我岂敢骄傲！只能像做贼一样将邮来载有我作品的报刊东藏西掖，但仍然躲不过漫天飞来的“铁帽子”。入党申请书递了许多，后来才发现全部被丢进废纸篓。工作起早贪黑，一个人常干几个人的活儿，往往活儿干得越多越挨批。

　　改革开放的晨钟敲响，从此我便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日子，我写的诗歌、歌词、杂文、曲艺，几乎每周都有新作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风气全变了，周围到处投来热情的目光。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学写科普文艺作品，成功后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同一天全国有3家以上的报刊发表我的作品。1981年和1983年我的两部儿童科普文艺作品集先后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书3次再版，后书编入全国小学生文库。随后黑龙江科技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6部儿童科学诗，在全国公开发行，省报还为此刊发了专门评论。我当时的诗歌作品几乎成了省电台的保留节目，经常走在大街上，坐在火车里或节日的清晨，便从广播里传出朗诵我的诗的悦耳清音。1982年8月，我调入《黑龙江科技报》任专职记者后很快入党，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天天在全省各地跑来跑去，白天采访，晚上写稿，一年发表新闻作品300篇左右。来报社第二年，我的一篇反映自学成才标兵人物的通讯，便在全国获奖。当我走上首都剧场的领奖台，从贺敬之、魏巍、丁玲等老一辈作家手里接过获奖证书时，我才更体会到知识分子的生命真正进入了春天。

　　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其实还有点自夸之嫌，我进报社时，当时政策规定大中专毕业生可获30元书报费，全报社编采人员只有我一个无权享受，总编辑便特批我可以报销30元的买书收据。崇尚文凭不可取，但继续学习应该永不停止。我挤时间读完教育学院的中文专科后，又读完中央党校法律本科。近30年来发表的各类作品大约有6000篇，先后58次在省及全国获奖。新闻作品多次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纸上，诗歌作品上过全国18个省市报刊，9部著作全部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出售。除我为儿童创作科普作品获省政府表彰奖励外，又先后被评为全国暨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科技报刊先进工作者，并获全国科技报界金牌奖，成为中国科学作家协会会员。和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比，我的工资涨了近100倍。1990年黑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我的新闻作品集《科海泛舟》———吕良才通讯作品选，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周文华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前言，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实话，没有改革开放，我这个眼睛近视，力单体薄的人，也许只能在工厂当个守门人。我常常告诫子女，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改革功绩，是改革开放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比天还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