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生产队的分红是农民最关注的事。从年初到年尾，把所有挣的工分折合成钱，扣去口粮等费用，余下的就会分给农户。对每个家庭，分红都是最激动的时刻。我们家7口人，父亲是个民办教师，尽管劳力不少，可年年还是“三角债”，拿不回钱。

　　进了腊月，队长和会计就去公社批方案了，人们由此而知是快要分红了。同时人们也做出各种预测，有人说，今年咱们能分一元零八分，这个说法比我父亲的预测还多两分。看来，今年领回钱是必然的了。终于等来了分红，可哥哥又不在家，母亲让我去，我便来到生产队。生产队的大炕上已坐满了人，地上的人靠墙根蹲着。队长红光满面地宣布，今年的工值是一元零八分，人们都很激动，有人竟鼓起掌来。人们知道，今年的工值是近几年最高的。接着开始分红，第一个领钱的是张二黑，大概也是第一次领钱，手激动得都颤抖了，而且把找零钱的烟分给大伙抽，也给我一根，我很是激动，把烟夹在耳朵上想，一会儿我领钱时，也把找零的烟分给大伙。可我等啊等啊……一气儿等到最后也没叫我们家领钱，我奈不住上前问，会计说，我们家还欠三元五毛钱。

　　母亲和妹妹早就翘首地等在门口，看我垂头丧气，忙上前问。我没好气地把从会计算回的单子扔给母亲，趴在炕上呕气。父亲从母亲手里接过单子，又找来算盘趴在炕上算开了。父亲的每一声算盘响，仿佛都敲在大家的心头上。算盘不响了，也没人问父亲。父亲一脸的热汗，一副自责相地对大家说，是欠生产队的，很久没人回话。只是妹妹“哇”地一声哭了。因为，妹妹准备买两个红扣子的梦破灭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们家最苦恼忧伤的一天。

　　25年后，我又经历了一次分红，这次分红同样印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抹不掉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富了。

　　2005年，我们哥仨儿和妹妹成立了土豆销加公司，经过一年的运作，我们每股盈利3万元。腊月十五这天，我们准备分红，地点在母亲家。因为我倡导每股抽出一定的份额给母亲分红，我的想法，大家都响应。听说我们要分红，母亲早就买好了糖果，烧了水、沏了茶。我们哥几个带着家眷，气氛非常热闹。当我们把盈利的红分给母亲时，母亲哭了，并把脸转向墙角。母亲一定是想起25年前的那次分红，想起了过早离去的父亲。我揽过母亲的肩膀说：妈，还是改革开放好，咱们自己能给自己分红!母亲转过脸，含泪的双眼透出了笑意。